- 明清时期（文化鼎盛）：明朝是秦淮区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1368年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秦淮区成为都城核心组成部分。明初，夫子庙区域改为国子学，后迁址城北后改为应天府学，上元、江宁两县县学相继在此落户，形成“官学聚集”的文教格局。同时，紧邻夫子庙东侧的贡院成为会试考场，清代发展为全国最大的乡试考场，占地约30万平方米，拥有间号舍，清代112名状元中有58人出自此处。明成祖朱棣耗费19年在长干里修建大报恩寺，其琉璃宝塔被誉为“中国瓷塔”，与长城齐名，成为当时的世界奇迹之一。这一时期，秦淮河畔酒楼茶肆林立，市井文化繁荣，形成了独特的“庙市街景”合一格局。清朝时期，秦淮区文教与商业持续兴盛，尽管经历战乱影响，但夫子庙、贡院等核心设施得以保留修复，成为江南文化与商贸的重要地标。
- 近现代时期（转型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后，南京被迫开埠，秦淮区受西方文化影响，部分区域出现近代商业与建筑样式，但传统市井文化仍占据主导。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秦淮区作为老城核心，保留了大量传统建筑与文化形态，同时开始融入近代城市发展元素。抗日战争时期，秦淮区遭受严重破坏，夫子庙、大报恩寺等众多古建筑损毁严重。1945年抗战胜利后，部分建筑得到简易修复，秦淮河畔逐渐恢复生机。1949年南京解放后，秦淮区成为南京市核心辖区之一，1955年正式定名“秦淮区”，以秦淮河得名。2013年，原秦淮区与白下区合并，组建新的秦淮区，辖区范围扩大，文化与资源进一步整合，成为南京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核心区域。
（二）文化脉络
秦淮区的文化以“天下文枢”为核心标识，融合儒家文教、佛教禅意、市井民俗等多元形态，形成了兼具高雅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的独特文化体系，成为南京文化的灵魂所在。
- 儒家文教文化：秦淮区是中华文教福地，自汉代置学以来，文脉延续千年。秦淮河北岸先后建有太学、国子监、国子学、府学、县学等官学，南岸则分布着大量社学、义塾和蒙馆，两岸书香绵延不绝。夫子庙建筑群形成“前庙后学”的宏大格局，从照壁、泮池、天下文枢牌坊到大成殿、明德堂，构成完整的文教礼仪体系，其中明代万历十四年始建的“天下文枢”牌坊，成为秦淮文化最具含金量的地标，彰显其文化核心地位。贡院作为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载体，见证了无数文人的仕途梦想，成为“为国求贤”的南方重地，康熙帝御书的“天开文运”匾额高悬其上，印证了此处的文教分量。这种深厚的文教传统，使秦淮区成为儒家文化在江南传播的核心阵地。
- 佛教文化：秦淮区是“佛都金陵”的核心区域，佛教东渐江南后在此扎根兴盛。东汉末年，吴大帝在长干里建造建初寺，成为江南首寺，开启了秦淮佛教文化的历史。此后，道场寺、长干寺、瓦官寺、光宅寺、大报恩寺等梵刹林立，高僧辈出，奠定了南京佛教中心的地位。2010年，大报恩寺（长干寺）地宫佛祖释迦牟尼顶骨舍利盛世重光，见证了秦淮与佛教的殊胜因缘。大报恩寺作为明朝皇家寺庙，其琉璃宝塔工艺精湛，曾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现存的大报恩寺遗址公园通过现代展陈方式，延续着千年佛教文化脉络。这些佛教场所不仅是宗教活动空间，更成为文化艺术的传播载体，推动了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发展。
- 市井民俗文化：秦淮区的市井文化在秦淮河畔孕育生长，形成了雅俗共赏的独特气质。明清时期，秦淮河畔酒肆茶楼毗连、桨声灯影交织，既有文人雅士的诗词唱和，也有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构成了“官府与民间、高雅与世俗和平共处”的局面。秦淮八艳的故事在此流传，李香君与侯方域在媚香楼的爱情传奇被写入《桃花扇》，成为市井文化的经典符号。传统民俗在此代代传承，元宵灯会、中秋赏月等活动延续至今，夫子庙元宵灯会已成为南京标志性民俗活动，吸引无数市民游客参与。此外，南京白局、云锦制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扎根，成为市井文化的鲜活载体。
- 文学艺术文化：秦淮区是名副其实的“文学森林”与“书画高原”，无数文化名家在此留下足迹与佳作。六朝时期，谢眺在此创作诗文，《世说新语》记录了当时的文人风尚；唐宋时期，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等诗词成为千古绝唱；明清时期，吴敬梓在秦淮河畔创作《儒林外史》，孔尚任以秦淮故事为蓝本撰写《桃花扇》，使秦淮文化融入文学经典。书画领域，“书圣”王羲之、“画祖”顾恺之曾寓居秦淮，曹不兴、张僧繇等历代名家在此挥毫泼墨，形成了浓厚的艺术氛围。此外，秦淮还是“成语故乡”，“一往情深”“画龙点睛”“青梅竹马”等众多成语典故源于此处，成为语言文学的重要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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