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朝（1368–1644年）：户籍制度的巅峰建构与内在崩塌
明太祖朱元璋将户籍制度推向中国古代的极致——「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双重管控体系。洪武十四年（1381年），朝廷下令全国以里甲（110户为里，10户为甲）为单位，登记每户的姓名、年龄、田宅、资产，制成黄册，每十年更新一次；同时绘制鱼鳞图册，详载土地方位、四至、 owner，两者相互印证，形成「人无遁形，地无隐产」的严密控制（第210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黄册登记人户达1065万户，人口6054万，田亩850万顷，数据精度远超前代。
职业世袭制构成明朝户籍的鲜明特征。朝廷将人户分为军户、匠户、民户、灶户（制盐）等世袭户种：军户世代驻守卫所，匠户服役于工部工场，灶户专司盐业生产。如军户需自备兵器衣甲，「父死子继，世代为兵」，至明中期，全国军户约占总户数的15%，达160万户。这种制度虽保障了国家劳役需求，却严重抑制了社会流动，正统年间就出现「军户逃役者过半，匠户缺额者十之三四」的危机（第211集）。
张居正改革试图挽救户籍制度的颓势。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按田亩与丁口征收银两。这一改革使户籍与劳役的绑定松动——无地贫民的徭役负担减轻，人丁税开始向财产税转化。至万历中期，全国赋役银中田赋占比从明初的60%升至80%，人丁税占比从40%降至20%，标志着户籍制度从「管人」向「管税」的转型（第212集）。
但明末的社会危机彻底摧毁了户籍体系。天启、崇祯年间，土地兼并达到「王公勋戚庄田逾千万顷」的程度，大量农民脱离户籍成为流民。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均田免赋」，在占领区焚毁黄册，重新登记人户，如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规定「以田亩多少定赋役」，直接冲击封建户籍制度。至明朝灭亡时，全国黄册登记人口仅存1600万，不足实际人口的一半，标志着传统户籍体系的全面崩溃（第213集）。
五、清朝（1644–1912年）：赋役脱钩与近代化转型的阵痛
清朝前期的「摊丁入亩」改革（1712–172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先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元年（1723年）再将丁银分摊入田赋，彻底废除延续两千年的人头税。据《清世宗实录》记载，改革后全国丁银平均每亩摊0.015两，占田赋总额的12%，无地贫民从此摆脱丁税负担。户籍与赋税的脱钩，使百姓迁徙限制放宽，乾隆年间出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约600万湖广人迁入四川，朝廷被迫允许其在定居地「附籍入册」（第214集）。
保甲制的强化反映户籍职能的转型。清朝将明朝的里甲制改为保甲制，以「户—甲—保」（10户为甲，100户为保）编制户籍，册内登记内容从「人丁田产」简化为「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侧重治安管理与流动人口监控。如《保甲条例》规定：「客民赁屋，必报保甲，违者杖八十」，至乾隆后期，全国保甲册登记人口达3亿，远超黄册时代，标志户籍制度从「经济控制」向「社会管理」的转变（第215集）。
「旗民分治」构成清朝户籍的民族特色。旗人户籍由八旗衙门管理，享有「月饷」「圈地」等特权，不属州县管辖；汉人则归州县户籍，承担赋税徭役。至乾隆时期，全国旗人约200万，占总人口的0.6%，却占有直隶土地的30%，这种户籍隔离引发持续的民族矛盾。鸦片战争后，旗人「生计日蹙」，朝廷被迫允许旗人「出外自谋生计，免其销档」，旗民户籍的界限开始松动（第216集）。
清末的近代化冲击使户籍制度面临重构。甲午战争后，东北「闯关东」移民达千万之众，朝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东北设立行省，推行近代户籍调查，登记内容包括「姓名、籍贯、职业、不动产」，并颁发「居住证」。但关内移民与本地旗民的土地确权纠纷频发，如奉天省（今辽宁）因户籍登记引发的诉讼案年逾万件，推动户籍管理向「权利登记」转型（第228集）。而太平天国在控制区推行《天朝田亩制度》，以「两」（25户）为单位登记人口、分配土地，虽因战乱失败，却展现对封建户籍的革命性冲击；清末新政时，朝廷借鉴日本警察制度，于1908年颁布《调查户口章程》，计划用十年完成全国人口统计，首次引入「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等近代概念，标志户籍制度向近代化的艰难起步（第218–219集）。
六、近现代过渡（1912年后）：传统瓦解与战时统制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历代风云五千年请大家收藏：(m.20xs.org)历代风云五千年20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