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立后，传统户籍制度名存实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华北成为混战焦点，各派势力为扩军征粮随意篡改户籍。如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河北「按户抽丁」，规定「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导致户籍册中「壮丁年龄从15岁至50岁悉被登记」，数据严重失真。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虽颁布《户籍法》（1931年），试图建立以「户政事务所」为核心的近代户籍体系，但因基层失控，全国仅10%的县完成新式户籍登记，传统保甲制与新式户籍调查体系并行却均失效（第229集）。
抗日战争时期，户籍成为敌我控制权争夺的工具。日军在沦陷区推行「良民证」制度，1938年伪华北临时政府颁布《户籍条例》，强制居民登记姓名、照片、指纹，实行「保甲连坐」，规定「一户通匪，十户连坐」。而抗日根据地则实行「抗日民主户籍」，取消封建户籍中的等级划分，以「抗日积极分子」「统战人士」等政治身份重新登记人口，如晋察冀边区1941年规定：「凡年满18岁之抗日公民，均有户籍登记权」，这种革命性的户籍改造，为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奠定了雏形（第230集）。
七、核心脉络：从「人身依附」到「公民身份」的千年转型
纵观两千余年演变，中国户籍制度的核心逻辑始终围绕三大需求：
- 财政汲取：从汉朝「算赋」到明朝黄册，户籍首要功能是确保赋税征收，摊丁入亩后才逐渐弱化；
- 劳役征派：唐朝「租庸调」、明朝军户匠户，均通过户籍实现劳动力的国家控制；
- 社会管控：从秦朝「什伍连坐」到清朝保甲制，户籍是基层治安的基础。
而推动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变迁：战国铁器普及催生「编户齐民」，唐宋商品经济推动城市户籍分化，明清土地兼并倒逼赋役改革，近代化浪潮则瓦解了传统户籍的人身依附关系。当1958年新中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时，虽然仍保留城乡二元结构，但「公民身份平等」的理念已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控制」，这一转变的基因，正孕育于从五代十国到抗战时期的千年制度演进之中。户籍制度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社会控制与权利转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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