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抗体库”的建立，如同在无形的战场上部署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张帅帅和沈舟设计的AI追踪系统，像灵敏的雷达，持续扫描着信息空间，一旦捕捉到已知“毒株”的变异体或新的攻击模式，便会自动告警，并调用相应的“抗体”资源进行精准投放。
（一） 初战：拆解“效率牺牲论”
第一个实战考验很快到来。在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享平台上，一篇题为《从历史维度看必要牺牲与整体效率》的文章开始流传。文章没有直接提及银行大厅事件，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历史案例（其中部分案例的真实性存疑，源自“深渊回忆”的伪史数据库），论证在特定发展阶段，为了“更大的集体利益”和“系统效率”，部分个体或群体的权益被“暂时性、策略性忽略”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
文章笔法老练，充满了看似客观的数据和引证，其核心目的在于，为那种践踏个体尊严和规则的程序正义的行为，提供一种宏大的、历史哲学层面的辩护。如果这种论调被广泛接受，那么银行大厅事件中的危暐，甚至可以被曲解为某种“打破僵化秩序”的非典型先锋，而老赵的牺牲则成了“效率提升”过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代价。
AI系统识别出这篇文章与“认知抗体库”中编号A-07的“历史目的论陷阱”毒株高度相似，并触发了响应机制。
几乎在文章热度开始上升的同时，梁露团队制作的针对性短视频《“必要牺牲”？谁在定义“必要”？》便在多个平台分发。视频没有陷入复杂的历史争论，而是直指核心：
用动态图表展示历史上那些以“集体利益”为名行压迫之实的惨痛教训。
采访了一位社会学家，简洁有力地指出：“任何无法清晰界定牺牲边界、缺乏个体 consent（同意） 的‘整体效率’，最终都会滑向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
最后，画面回到银行大厅事件的静态照片（老赵的保安照和鲍玉佳挺身而出的瞬间），字幕打出：“守护每一个‘个体’的尊严与权利，才是最大的、最可持续的‘集体效率’。”
同时，曹荣荣组织合作的学者，在严肃媒体上发表了批驳文章，从学理上解构了“效率牺牲论”的逻辑漏洞和潜在危险。
这次快速响应取得了显着效果。那篇原文的传播很快受阻，评论区充满了基于“抗体”内容的理性批评，使其未能形成预期的舆论浪潮。
“首战告捷，”张帅帅看着数据报告，“但对手不会坐以待毙。”
（二） 变异：“共情”包装下的新毒株
果然，对手迅速改变了策略。几天后，一种新的叙事开始在一些情感社区和文艺青年聚集地浮现。这一次，它们不再谈论冷冰冰的“效率”和“牺牲”，而是打起了“共情”牌。
一系列以“理解复杂人性”为名的网文和短视频出现，它们将视角聚焦于“施害者的成长背景和心理困境”。其中一篇关于危暐的虚构心理剖析文章尤为典型，它以浪漫而悲悯的笔调，描绘了一个“在扭曲家庭环境中长大、内心孤独渴望认同、最终因失控而铸下大错的悲剧青年”，极力渲染其“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这种叙事的阴险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人们天然的同情心，试图通过将施害者“人性化”、“悲剧化”，来模糊其行为的罪恶本质，甚至将犯罪行为一定程度上“去罪化”。它暗示，社会应该更多地“理解”和“包容”这样的“迷途者”，而非一味地谴责和惩罚。
“他们在利用我们的善良！”孙鹏飞在团队会议上气愤地说，“这比直接宣扬暴力更可恶！这是在摧毁我们分辨善恶的情感基础。”
程俊杰在“新芽”计划的课堂上，也遇到了类似挑战。有学生受到这类文章影响，提出：“我们是否对危暐过于苛刻？他其实也是个受害者。”
AI系统最初未能有效识别这种披着“共情”外衣的新毒株。传统的逻辑分析和事实核查工具，在面对这种主打情感共鸣的叙事时，显得有些无力。
“抗体库需要升级，”沈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需要能识别和应对情感操纵的‘情感抗体’。”
（三） “情感抗体”与记忆的温度
鲍玉佳主动请缨，负责开发应对这种“伪共情”攻击的“情感抗体”。她没有选择用冰冷的理论去反驳，而是决定用更有温度的真实记忆来对抗虚假的浪漫化叙事。
她联络了老赵的女儿赵静，以及几位在“织网者”风波和“园丁”案中受害者的家属，共同录制了一段特别的访谈《伤疤的真实温度》。在访谈中，她没有引导他们控诉，而是让他们平静地讲述失去亲人的具体痛苦，以及这种痛苦如何永久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赵静谈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如何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家庭如何失去欢声笑语；另一位受害者家属谈到孩子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至今无法正常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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