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笑，手上的力道顿时泄了半分，大锤失去准头，带着呼啸的风声，重重砸在他的脚趾上。
凄厉的惨叫声响彻石场，惊得山坳里的回声层层叠叠。
赵二叔疼得浑身发抖，额头上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滚滚而落，砸在地上的石板上，瞬间洇湿了一片； 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下意识地抱住受伤的脚，鲜血顺着他的指缝渗出，染红了脚踝处的粗布绑腿，在青石板上晕开一朵朵触目惊心的红花，像极了石缝里盛开的山丹丹。
其他石匠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围拢过来。
王三叔赶紧从腰间解下布条，死死勒住赵二叔的脚踝止血； 李伯则撒开腿往村里跑，去请跌打医生； 父亲闻讯从工棚里赶来，沉着脸指挥众人将赵二叔抬到阴凉处； 整个石场瞬间没了往日的喧嚣，只剩下赵二叔压抑的痛哼声和众人焦急的议论声。
老石匠自己砸伤自己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十里八乡，成了众人谈论的焦点。
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还将这事编进了段子，说是山神爷见石工们太过辛苦，特意略施小计让他们歇工几日。
自那以后，我反倒成了“小大人”，常常学着大人的模样，“严肃”地笑话赵二叔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
他伤好后走路确实有些不便，左脚落地时总比右脚轻半分，像是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 我的笑声清脆响亮，在石场里回荡，惊得正在啄食石缝里草籽的麻雀扑棱棱飞起，在湛蓝的天空中盘旋几圈才肯落下； 这笑声从四岁持续到五岁，贯穿了我整个懵懂的童年时光，也成了赵二叔日后教育徒弟的反面教材——“干活时心要静，眼要准，半点马虎不得，不然就会像我当年那样，被个娃娃笑一辈子。”
或许正是那段听着石工号子、伴着故事长大的日子，在我骨子里刻下了独特的印记。
即便后来我走遍天涯海角，见过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听过丝竹管弦的靡靡之音，言语间也总带着几分石场赋予我的豪迈与豁达； 遇到不平事，会像石匠们那样拍着胸脯仗义执言； 面对困难时，会想起他们凿石时的坚韧，咬紧牙关不轻易放弃。
我开始试着用文字记录下石场里的点点滴滴，那些挥汗如雨的身影、那些铿锵有力的号子、那些棱角分明的石料，都成了我笔下鲜活的素材。
我会在夜晚，借着煤油灯的微光，将白天看到的、听到的故事写下来，字迹歪歪扭扭，却饱含真情； 幻想着有一天，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石场里的生活，了解这些用双手创造奇迹的石匠们。
说起石场里的故事，老矮子的经历堪称传奇。
他本姓孙，因身材比常人矮半个头，加上为人憨厚，大伙儿便都叫他老矮子，久而久之，反倒没人记得他的本名了。
年轻时的他，笨拙得让人心疼。
据说他刚到石场时，连最基本的握锤姿势都学不会，不是握得太松让锤子飞出去，就是握得太紧震得手臂发麻，每天收工时，手掌上都是新添的水泡。
在老磨子师傅门下学艺的十八年，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
老磨子师傅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石匠，一手打尖窝眼的功夫出神入化，据说他打的眼子，大小深浅分毫不差，钢钎插进去严丝合缝，用锤子轻轻一敲便能固定，无需额外调整。
打尖窝眼这看似简单的活儿，老矮子却怎么都学不会。
尖窝眼是石工技艺的基础，无论是搭建房屋的石柱，还是雕刻石像的底座，都需要先打好尖窝眼来固定构件； 这活儿看着容易，实则讲究颇多：眼的大小要与钢钎匹配，深度要恰到好处，角度要顺着石料的纹理，否则不仅影响后续施工，还可能导致石料开裂。
钢尖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不是死活装不进尖窝眼，就是刚放进去便歪歪扭扭地倒下。
有时好不容易将钢尖放正，一锤下去，不是钢尖弯了，就是眼子裂了； 每一个尖窝眼，都要师傅亲自重新修整才能使用； 老磨子师傅被他折腾得整日眉头不展，手中的烟斗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叶燃尽的灰烬落了一身也浑然不觉，原本挺直的腰杆，那几年仿佛都弯了几分。
多次无奈之下，师傅只能将他逐出师门。
可每次被赶走后，老矮子都会红着眼眶、扛着那套磨得发亮的工具在师傅家门前徘徊，一站就是大半天； 他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师傅家烟囱里冒出的炊烟，直到炊烟散尽，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师傅终究还是心软，每次都在他离开的第二天，让师娘去村口的老槐树下喊他回来，嘴上骂着“不成器的东西”，眼里却藏着不忍。
旁人都纳闷，老矮子这般笨拙，为何还能留在石工队？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他虽学得慢，可干活时从不惜力。
再重的石头，他咬着牙也要扛起，脸憋得通红，青筋暴起，却从不会说一个“累”字； 再累的活儿，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前，别人休息时他还在琢磨手艺，别人吃饭时他还在清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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