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是这个办法，能否顺利实施却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印度巡捕该到哪里去找？
三人愁眉不展。半晌，丁金刚开口了:“找得到找不到，要咱们行动了才能知道。我就不信东洋人的特高课能比咱们新中国的人民公安有能耐！当初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没能侦破的案子多着呢！”
丁金刚这话不是夸口，他的确跟特高课交过手。1942年，他奉命执行锄奸任务，潜人虹口汇山路(今霍山路)的“大井洋行“，一枪打死了披着商人外衣专门收集浦东地下党情报的日尘封档案
本特务大井通宝。四川北路宪兵队特高课和汪伪“七十六号”联手展开调查。这些特务还真不是混饭吃的，只花了半天工夫，就在丁金刚下榻的新开河南路“远尘旅馆”查到了他办理人住登记手续时留下的“良民证”号码。顺着号码继续查，又查到“良民证”是在川沙县高桥镇日伪警署办理的。一夜之后，上海市区各主要路口都张贴了印有丁金刚照片的通缉令。但丁金刚动作更快，已撤到浦东奉贤，根据组织安排进了一家轧米厂打杂，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讲完上述经历，丁金刚说:“要说那个阿部少佐，他们手里掌握的关于那个印度巡捕的资料肯定不少。公共租界是在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的，巡捕房的档案肯定都在，一翻档案什么都有了，他们怎么就没找到那个印度巡捕的下落？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些档案上动动脑筋，特高课没查出端倪，不代表我们也不行。”
张伯仁听着连连点头:“这倒也是。组长， 要不咱们就从查档案着手？”
裴云飞一拍大腿:“对！我们明天去查档案！”
张伯仁又提了个建议:“还可以去翻查外文报纸。福州路上有一家‘小无锡书肆’，保存了不少外文报纸。当初不是有三个日本侦探来上海调查‘037案件’吗？这种事在日本大概会被作为新闻报道的，我们可以去碰碰运气。”
第二天，第六组三侦查员以及之前从徐汇分局和新乐路派出所借调的外援警员分成两拨，分头行动。
张伯仁带着外援便衣查找公共租界的外籍巡捕档案。
当年日军占领租界后，巡捕房的档案的确落到了日伪警察局手里。可是，日本投降后，美国海军不知奉了哪方的指令，派人前往国民党“军统局”下辖负责接收事宜的“前进指挥所”，要取走跟公共租界有关的全部档案。“前进指挥所”不敢做主，向刚刚赶到上海主持接收的戴笠报告(当时国民党各派系都派出各自的力量赴沪接收，互相倾轧争抢的情况严重，戴笠生怕出事，故于9月上旬从重庆飞沪)。戴笠说美国人不能得罪，不过档案不能给他们运走，你们设饼一个法子糊弄他们一下，拖上几天，没准儿他价就作罢了。
“前进指挥所”的特务自是照办，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手段，还真把此事拖了三天。第四天美军开来军卡，正要动档案时，突然接到命令让军舰去广州，运档案的事只能作罢。后来听说这是戴笠做的手脚，他跟美国海军上层混得还不错，弄了几份假情报，把美国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广州那边，美国军舰就起航开拔了，档案则窗“前进指挥所”转移到徐家汇原法租界的一处隐秘地点。
不过，这么一折腾，弄乱了档案，还因为特务抽烟不慎起火，烧毁了一部分。上海解放后， 我方接管的旧档案混乱不堪，上级下令组织了一批进步学生进行整理。这项工作做了半年， 整理过程中发现有部分档案缺失，经查，除了被“军统”特务烧毁的，在徐家汇存放期间也有丢失。遗憾得很，专案组要查找的有关公共租界外籍巡捕的内容，就在丢失的档案之中。张伯仁这一拨侦查员无功而返。
裴云飞和丁金刚两个前往福州路“小无锡书肆”，查阅民国时期的外文报纸。
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名叫曾觉义，无锡人氏，八岁时被父母送到上海，过继给嫡亲伯父曾朝笙。曾朝笙是沪上“朝笙棉纺厂”的老板，早年中过秀才，把儿子送到日本留学，曾觉义在日本期间参加了光复会。后因内部矛盾，登报宣布退出光复会。正好留学毕业了，那就回国吧。哪知，刚刚在上海登岸，就看见码头上张贴着清廷上海道台衙门的悬赏通缉，他的大名和画像赫然在目。他寻思沪上只怕不能落脚了，弄不好连亲属都会受牵连，遂悄然潜回无锡，还不放心，又住到乡下亲戚家避风头。
稍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建立， 他也回到了上海。原先和他一起在日本的那些光复会同道，回国后都做了官，时任上海都督陈其美让人给他捎话，说他在日本做了一些于革命有益的工作，虽然退出了光复会，但那是内部党争所致，并非叛党，况且他在清廷的通缉令上榜上有名，回国后也没有做任何不利于同道之事、因此既往不咎、还可以安排一个职位。但曾觉义觉得没有面子、婉拒，不久在福州路上开了一家专售外文书报的“小无锡书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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