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前追溯，东汉中后期的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更是将这种“柔弱小透明”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许多怀抱理想、清正廉明的清流士大夫，面对外戚的飞扬跋扈、宦官的阴险狡诈，他们痛心疾首，试图通过上书、弹劾等方式匡扶社稷，澄清吏治。然而，他们手无实权，势单力薄，其抗争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就如同一群在狂风暴雨中无助飘摇的小草，随时可能被连根拔起。着名的“党锢之祸”便是明证，无数正直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惨遭迫害，或被罢官禁锢，或被下狱处死。他们空有满腔热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却根本无力改变现状，反而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这“裕父之蛊”的“裕”，在他们身上更多体现为一种无力的愿望和悲剧性的尝试，“往见吝”则成了他们难以逃脱的宿命。
北宋理学大家程颐在其《程氏易传》中对此爻评论道：“柔顺之才，能裕其事而已，非能革其弊也。”这话真是一语中的啊！一个性格柔顺、能力有限的人，最多只能勉强将事情敷衍过去，维持表面的运转，想要根除积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是万万不能的。这就好比一个只会和稀泥的老好人，平日里处理些邻里纠纷、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许还能应付，但一旦遇到大麻烦、大危机，需要当机立断、雷厉风行的时候，他就只能干瞪眼，束手无策，甚至可能因为优柔寡断、处置失当而使局面进一步恶化。因此，这六四爻也算是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在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的时候，仅仅依靠满腔的热忱和高尚的道德操守是远远不够的，那无异于拿着一把玩具剑去参加真刀真枪的战斗，中看不中用。还得有实实在在的治理才能、过硬的本领以及必要的权力支撑，才能真正地“革其弊”，而不是仅仅“裕其事”。对于个人而言，要清醒认识自己的能力边界，不要勉为其难；对于组织而言，则要量才录用，避免让不具备相应能力的人处于力不从心的关键岗位。
六五爻：温柔老板的用人之道
接着，咱们再看看这六五爻，爻辞曰：“干父之蛊，用誉。”相较于六四爻的无奈与挣扎，六五爻则在柔弱之中透出了一丝智慧的光芒，找到了一条更为可行的出路。“干”，在此处有担当、治理、解决之意；“用誉”，则是指运用、借助美誉之人，也就是贤人、有才能的人来辅佐自己成就事业，解决“父之蛊”。六五爻居上卦之中位，又是阴爻，象征着位高权重的君主（或最高领导者），但其性格特质并非刚猛果决，而是以柔为主，却能行中庸之道。这就像历史上那些着名的“守文之主”，如汉文帝刘恒、宋仁宗赵祯等。他们或许没有开国帝王那般开疆拓土、杀伐决断的雄才大略，也不是锐意改革、破旧立新的猛人，但他们却有着一项极为重要的本事——善于发现人才、信任人才、任用人才，并能够虚心纳谏，让这些有才能的人为己所用，从而开创或维持一个相对清明、稳定、繁荣的局面。
汉文帝刘恒，本身就是在诸吕之乱后，由大臣们从代国迎立而来的。他深知自己皇位得来不易，也明白汉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亟需休养生息。因此，他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废除肉刑。在用人方面，他重用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贾谊、晁错等，听取他们的建议；对于周勃、陈平这样的开国老臣，他也能给予充分的信任和礼遇，让他们各尽其能。周勃质朴刚毅，陈平足智多谋，刘恒正是依靠这些贤臣的辅佐，才开创了“文景之治”的良好开端。他就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幕后指挥，自己并不需要事事冲锋在前，但却能让整个国家这部大机器高效、有序地运转起来。
宋仁宗赵祯更是以其宽厚仁慈、善于纳谏、知人善任而着称于世。他在位期间，北宋名臣辈出，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王安石（早期）、富弼、韩琦等等，可谓是群星璀璨。仁宗对这些大臣的意见往往能够虚心采纳，即使是包拯在朝堂上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溅到他脸上，他也只是擦擦脸，继续听取。正是这种“用誉”的智慧，使得仁宗朝成为北宋历史上一个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政治相对开明的时期，史称“仁宗盛治”。这就好比一个温柔体贴、知人善任的老板，自己不用事无巨细地亲自上阵，去处理那些具体的业务难题，却能慧眼识珠，找到一群既忠诚又能干的得力员工，把公司的各项事务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员工们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工作，也往往更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不过呢，这六五爻以柔治国、“用誉”成事的策略，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使国家在稳定中发展，但也并非完美无缺，它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我们知道，治理国家，有时候需要和风细雨，有时候也需要雷霆手段。如果一味地追求“柔”，可能会显得魄力不足，难以彻底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积久的顽疾。拿历史上的改革来说，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它让积贫积弱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商鞅变法的特点是“刚猛”，用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奖励耕战，虽然效率极高，但也过于严苛，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商鞅本人最终落得个“车裂”的悲惨下场，为秦国后来的暴政埋下了伏笔，也确实招来了“一堆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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