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六五爻所代表的“以柔驭刚”、“用誉”之策，则更像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任用管仲。齐桓公本身并非完美君主，甚至有些贪图享乐，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知人善任，对管仲给予了绝对的信任和授权，尊其为“仲父”。管仲则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对内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对外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齐桓公乐得清闲，坐享其成，成就了一番霸业。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减少改革的阻力，保持社会的稳定。然而，它的弊端也正在于此——它更多的是一种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修修补补，是对“父辈之蛊”的改良和缓解，而不是从根本上进行颠覆和重建。它可以让旧衣服看起来更整洁一些，更耐穿一些，但却难以像明太祖朱元璋或者清圣祖康熙那样，具有改天换地、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魄力和决心。朱元璋登基后，鉴于元末的腐败和混乱，对官僚体系进行了严厉整顿，严惩贪官污吏，废除丞相制度，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康熙皇帝则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每一件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彻底清除了威胁清朝统治的各种“蛊”。六五爻的“用誉”之主，缺乏这种“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更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小裁缝，只能缝缝补补旧衣服，对布料和款式进行有限的改良，却无法凭空创造出一件引领时代潮流的崭新时尚套装。
三国时期的玄学家王弼，在其《周易注》中对六五爻注解道：“以柔处尊，用中而应，任贤以治。”这话真是说得精妙啊！“以柔处尊”点明了其身份（尊位）与特质（柔）；“用中而应”则强调了其运用中庸之道，并且能够与在下位的贤能之士（通常指九二爻，阳爻居阴位，有刚中之德，能应六五）相互呼应，形成君臣相得的良好局面；而“任贤以治”则是其核心的治理手段。这说明，作为最高领导者，其核心价值并不在于自己有多么全能，能够亲自解决所有问题，而在于他是否能够像一个高明的导演那样，精心设计好国家发展的“剧本”（即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然后挑选出最合适的“演员”（即任用贤能的大臣），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出最佳水平。领导者的“柔”，不是软弱无能，而是一种包容，一种信任，一种“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从容与智慧，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种“温柔老板”的用人之道，在承平时期往往能收到奇效，创造出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景象。
上九爻：刚烈猛男的潇洒转身
最后，咱们再来聊聊这蛊卦的上九爻，爻辞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归隐田园风”的生动写照，充满了特立独行的潇洒与超脱。上九爻位居蛊卦的最顶端，是阳爻居阴位（在六爻中，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处于卦之终结，象征着事物发展到了极致，也意味着一种超脱与升华。它就像一位在江湖中历经无数风雨、看透了世事沧桑的绝世大侠，在武功臻至化境、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却毅然决定金盆洗手，放下手中的屠刀，找一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过上逍遥自在、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这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境界，是多少在官场中摸爬滚打的人梦寐以求却又难以企及的啊！
东汉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建立东汉王朝，史称“光武中兴”。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功臣，如邓禹、冯异、贾复等人。刘秀是一位难得的英明君主，他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历史教训，并没有像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大杀功臣，而是采取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策略，给予功臣们丰厚的赏赐和崇高的地位，让他们安心回家养老。而那些有智慧的贤者们，也深知“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道理，在帮助刘秀成就大业之后，便主动选择急流勇退，远离政治漩涡。他们或回乡隐居，或潜心治学，或修道成仙，就像春秋时期辅佐勾践灭吴后泛舟五湖的范蠡，或汉初辅佐刘邦定鼎天下后选择修道辟谷的张良一样，功成身退，远离了官场的是非之地和潜在的政治风险，得以颐养天年，保全自身名节。这种选择，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定力，是对“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最好诠释。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将“高尚其事”的“事”从具体的政治事务，升华到了追求个人品德的完善和精神世界的丰盈。
然而，历史往往有其残酷的一面。如果这上九爻所代表的人物，不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反而贪恋权位，居功自傲，非要在功成名就之后还强行刷存在感，试图继续掌控权力，甚至要挟君王，那等待他们的往往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西汉的淮阴侯韩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典故至今为人称道。然而，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及时收敛锋芒，反而因功高震主而受到刘邦的猜忌。尽管他再三隐忍，但最终还是被吕后和萧何设计诱杀于长乐宫钟室，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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