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末年的豫章城，街头巷尾总能看见一个奇特的身影——疯疯癫癫的妇人刘三娘。她常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打满补丁的蓝布衫，衣襟上沾着说不清的污垢，头发乱糟糟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脸旁，遮住了大半神情。最显眼的是她手里那对枣木槌，乌黑油亮，显然是常年握在手里摩挲所致，走哪儿敲哪儿，“砰砰”的声响在喧闹的市集里也格外清晰，像一串不知疲倦的鼓点。
刘三娘的疯病是五年前得的。原本她也是个本分的妇人，丈夫早逝，独自拉扯着儿子李虎长大。李虎十五岁那年，被征去当了兵，临走前跪在她面前，哭着说定会好好当兵，将来混出个模样来接她享福。可自那以后，李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只在三年前托人捎回过一封短信，说自己在临安军营里一切安好，此后便再无音讯。
儿子的杳无音信成了压垮刘三娘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起初只是整日坐在家门口发呆，后来渐渐开始胡言乱语，见了人就拉着问“看见我儿虎子了吗”，再后来，就不知从哪儿捡了对木槌，整日在街上游走，一边敲一边骂，骂天骂地骂官府，骂那些不给她好脸色的路人，也骂自己命苦。
“疯婆子又来了！”每次刘三娘出现在市集，摊贩们都会下意识地把摊位往里面挪挪，路过的行人要么绕着走，要么捂着鼻子加快脚步——她身上总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异味，像是长期没洗澡的馊味混着祠庙里的香灰味。有不懂事的小孩跟在她后面起哄，扔石子儿，她也不恼，只是转过身，举着木槌“砰砰”敲两下地面，咧开嘴嘿嘿一笑，那笑容里带着几分痴傻，又透着几分说不清的怪异，小孩们反倒被吓得一哄而散。
到了夜里，刘三娘就随便找个祠庙落脚。城西的土地庙、城北的观音堂，都成过她的“住处”。有时庙里的老和尚或庙祝会给她一碗剩饭，她接过来就蹲在角落里狼吞虎咽；有时没人管她，她就蜷缩在神像脚边，抱着那对木槌，睡得安稳又香甜，仿佛神像能给她遮风挡雨。
旁人都把刘三娘当成彻头彻尾的疯子，可时任枢密院编修的宋朴，却偏偏觉得她不一般。宋朴是豫章本地人，因丁忧暂时在家乡居住，平日里喜欢四处闲逛，观察市井百态。有一次，他在市集上看见刘三娘，当时正有个地痞故意拦住她，抢过她手里的木槌，嘲讽道：“疯婆子，敲什么敲？再敲把你扔江里去！”
周围的人都等着看刘三娘哭闹，可她却只是定定地看着地痞，突然说：“你左肩后有颗黑痣，三日之内若不避开向南来的车马，恐有血光之灾。”地痞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觉得她在胡说八道，把木槌扔在地上，骂骂咧咧地走了。
宋朴却记在了心里。三日后，他果然听说那地痞在城南路口过马路时，被一辆失控的马车撞倒，左肩被车轮碾过，虽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终身残疾——而那地痞的左肩后，确实有一颗黑痣，是他偶然间听地痞的同伴提起的。从那以后，宋朴再看刘三娘，眼神里便多了几分探究，有时还会特意让人给她送些吃食，刘三娘也不推辞，接过来就吃，偶尔还会跟送食的人说一两句没头没尾的话，比如“明日有雨，别晒谷子”“东边那家布庄要遭贼，让掌柜的看好门”，事后往往都能应验。
后来，张澄任豫章知府，听说了刘三娘的事，觉得好奇，便让人把她请到府衙里。府衙的差役们都觉得晦气，可张澄却不在意，还特意让人收拾了一间偏房，让刘三娘住下，每日给她送饭菜。
刘三娘在府衙里住得随性自在。有时她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院子里，抱着木槌晒太阳，眼神放空，像在思考什么；有时她会突然起身，拿着木槌在院子里乱敲，嘴里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送来的饭菜，她高兴了就吃干净，不高兴了就随手扔在庭院里，引得鸡犬争抢；更有甚者，有一次她竟在被子里拉屎拉尿，差役们气得想把她赶走，却被张澄拦住了。
“她并非寻常疯妇，”张澄对差役们说，“你们且忍耐些，看她后续有什么动静。”
可刘三娘在府衙里住了不过三晚，就突然收拾起自己那点破烂东西，抱着木槌要走。张澄挽留她，她却只是摇头，说：“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我得回街上走。”张澄见她态度坚决，便不再强求，还让人给她装了一袋米，让她带着路上吃。刘三娘接过米袋，也没说谢谢，只是“砰砰”敲了两下木槌，转身就走出了府衙，身影很快消失在街角。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刘三娘依旧在豫章城的街头敲着木槌奔走，骂过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住过的祠庙也换了一座又一座，没人觉得她的日子会有什么不同。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拉住一个常给她剩饭的馒头铺老板，眼神清明得不像个疯子，认真地说：“王掌柜，我告诉你个事，再过七日，就是我死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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