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州任城的秋老虎，总带着股黏腻的热。杨洵正在院里翻晒新收的谷子，额头上的汗珠子滚进眼里，涩得他直眨眼。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没等他直起身，同村在驿站当差的王二就撞了进来，脸憋得通红：“杨洵！杨洵！广州来的信！你叔父……你叔父他没了！”
杨洵手里的木锨“哐当”掉在地上，谷子撒了一地。他冲到王二面前，抢过那封皱巴巴的信，手指抖得拆不开火漆。信纸是岭南特有的粗麻纸，墨迹被汗水洇得发蓝，寥寥数语写着：广州观察推官杨纬，积劳成疾，卒于任上，丧暂厝广州，待家人赴领。
“叔父……”杨洵的声音卡在喉咙里，眼泪突然就涌了上来。他最后见叔父，还是三年前杨纬赴广州上任时。那天也是这样的秋日，杨纬穿着件半旧的青布官袍，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拍着他的肩膀说：“阿洵，我此去岭南，千里迢迢，家中诸事，就托你多照看。记住，做人要直，做事要公，莫负了‘杨’字这一撇一捺。”
杨纬是任城出了名的善人。年轻时在家乡教过书，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如何奉养父母、如何和睦邻里，学生们都说，杨先生讲的“孝弟”，比书本上的字还暖。后来中了进士，被派到广州做观察推官，管刑狱诉讼，当地百姓都说他断案如神，更难得的是心慈——有次审一个偷米的少年，得知少年是为了给病母换药，杨纬不仅没罚，反而自掏腰包给少年母亲请了大夫，还送了半袋米，只告诫少年：“穷不是偷的由头，要堂堂正正挣钱糊口。”
这样的人，怎么就突然没了？杨洵蹲在地上，看着散落的谷子，像看见叔父临走时那双布鞋上的泥——他总说广州多雨，路滑，却舍不得买双好鞋，省下来的钱，都给了狱里那些无家可归的犯人买棉衣。
消息很快传遍了任城。杨纬的老邻居们都来了，有提着一篮鸡蛋的老婆婆，有扛着块新做的棺木板材的木匠，还有当年听过他讲课的后生，红着眼圈说要去广州接丧。杨洵一一谢过，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叔父在广州无亲无故，这丧，怕是要等些时日才能回来。
夜里，杨洵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墙上挂着的那幅《孝经》拓片上，那是杨纬亲手抄的，笔力遒劲，每个字都像站着的人。他想起叔父常说的话：“人这一辈子，不求官多大，只求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忠孝节义’四个字。”
迷迷糊糊间，他好像听见院里有马蹄声，“嗒嗒”的，轻得像幻觉。
叔父的丧还没从广州运回，任城的日子却还得照样过。杨洵每日除了打理田亩，就是往村口的驿站跑，盼着能有广州的消息，却总失望而归。王二说，岭南路远，又逢雨季，车马难行，怕是要入冬才能到。
这日午后，日头偏西，正是晡时。杨洵在屋里整理叔父留下的书稿，那些关于刑狱的札记，字里行间都是“慎刑”“恤民”的字眼。他看得入神，突然觉得一阵昏沉，头重脚轻，像喝了半斤米酒，眼皮子直打架。
“阿洵。”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温和得像春日的风。杨洵猛地抬头，看见一个穿青布官袍的身影站在门槛外，面如冠玉，三缕短须，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叔父杨纬！
“叔父！”杨洵惊得站起来，椅子被带得往后滑了半尺，“您……您不是……”
杨纬笑了笑，走进屋，步伐轻快，全然不像生病的样子。他身上的官袍还是那件半旧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腰间的玉带却擦得锃亮。身后跟着两个随从，穿着皂衣，腰佩短刀，神色肃穆，却不说话。
“坐吧。”杨纬在炕沿坐下，目光扫过桌上的书稿，“这些札记，你且收好，或许将来有用。”
杨洵这才如梦初醒，“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个响头：“叔父，您……您这是回来了？广州的信说您……”
“那信没说错。”杨纬扶起他，神色坦然，“我确是死在任上了。只是如今有了新差事，特来告诉你一声。”
“新差事？”杨洵愣了，看着叔父的脸，分明是活生生的人，说话有气，身上还有股淡淡的墨香，和他生前一模一样。
“嗯。”杨纬点点头，语气带着几分郑重，“我如今在阴间当差，做忠孝节义判官。”
“忠孝节义判官？”杨洵从未听过这官职，只知道阴间有阎罗王、判官、牛头马面，却没听说过这样的官名。
“此官专主人间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事。”杨纬解释道，手指在桌上轻轻点着，“谁家有孝子为亲尝药，谁家有节妇守寡抚孤，谁家有忠臣死谏，谁家有义夫舍身救友，这些事，都归我管。查实了，便记在簿上，将来阴间论功，阳间也会有善报。”
杨洵听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该信还是该疑。他伸手想去碰叔父的袖子，却觉得指尖一凉，像触到了晨露。
“叔父，您……您还会回去吗？”他想起广州的灵柩，心里一阵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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