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纬笑了笑，没直接回答，只是说起他在广州的事：“我断的最后一个案子，是个寡妇，丈夫死了，她独自养大三个孩子，还替丈夫还了生前欠下的债。有人告她偷了邻家的鸡，我查访下来，才知是邻家自己的鸡跑进了柴房。我判那诬告的人赔礼道歉，还赏了寡妇两匹布——那是我自己的俸禄买的。”
他说得从容，杨洵却听得落泪。这正是叔父的性子，见不得好人受委屈。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屋里没点灯，杨纬的身影在暮色里却越发清晰。两个随从始终站在门口，像两尊石像。
夜渐渐深了，杨家门口围了不少邻居。他们只看见杨洵在屋里对着空气说话，时而跪拜，时而流泪，时而点头，都觉得奇怪。王二的娘捏着佛珠念叨：“莫不是杨相公的魂回来了？”
屋里，杨纬还在跟杨洵说阴间的事。他说阴间也有官府，只是比阳间更重实情，没有贿赂，没有偏私，“阳间的官若不公，阴间自有清算。但忠孝节义之事，却不论阳间官阶高低，只看真心。”
他说起一个老秀才，一生没中过举，却在荒年开仓放粮，自己饿死在家中，“这样的义士，我已将他的事迹报给阎罗王，许他来生得享富贵。”又说起一个女子，丈夫从军战死，她守着公婆，悉心照料，直到二老百年，自己也守了四十多年寡，“这样的节妇，阴间已为她立了牌坊，阳间虽无人知，福报却不会少。”
杨洵越听越入迷，先前的恐惧早已消散，只剩下敬佩。他叔父一生行孝仗义，如今做这判官，正是应了那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叔父，您这判官，有府邸吗？”杨洵好奇地问。
“有，在阴间的忠义堂。”杨纬笑道，“只是不如阳间的官署气派，却也清净。”
正说着，门口的两个紫衣随从突然上前一步，对着杨纬拱手道：“府君，有一事斗胆建言。”
杨纬点头：“说。”
其中一个紫衣人道：“府君生前在范山下的石台读书，那里风光好，又离家乡近。如今您成了神明，何不就请乡邻在那里立个祠，一来方便百姓祭拜，二来也能让忠孝节义之事广为人知，劝化世人。”
另一个紫衣人也附和：“是啊府君，您主掌忠孝节义，立祠之后，百姓有疑难，或是想诉说自家的善举，也有个去处。”
杨纬听了，沉吟片刻，看向杨洵：“此事，你觉得如何？”
杨洵心里一动。叔父一生清贫，死后若能有个祠堂供奉，也是应当。而且，叔父管的是忠孝节义，立祠在此，或许真能让乡邻们更重德行。他赶紧点头：“好！我这就召集乡亲们商议，定要把祠堂立起来！”
杨纬笑了，眼里闪过一丝欣慰：“也好。只是不必铺张，能遮风挡雨便可。”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官袍：“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阴间的差事也忙，往后怕是难再这样相见。”
杨洵赶紧跪下：“叔父保重！侄儿定不辱命！”
杨纬对着他深深一揖，转身带着两个紫衣随从往外走。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月光照在他脸上，温和如昔。
杨洵猛地从昏沉中惊醒，窗外天已微亮。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桌上的书稿还摊着，炕沿上仿佛还留着一丝凉意。他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泪痕犹在。
“叔父……真的来了？”他喃喃自语，心里又惊又喜。他赶紧把夜里的事告诉了家人，杨家人听了，无不悲骇，又觉得不可思议。
“要不要……告诉官府？”杨洵的堂兄迟疑着问，“立祠这样的事，怕是要官府允准才行。”
杨洵觉得有理，当天就写了呈文，详细说了叔父托梦之事，以及想在范山下石台立祠的请求，递到了县衙。可过了几日，县衙却没回信。差役说，县太爷觉得这事太离奇，杨纬生前只是个推官，官阶不高，又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立祠不合规矩，驳回了。
“这可咋办？”杨洵急得团团转。他答应了叔父，不能食言。
邻居们听说了，都来劝他：“傻孩子，官府不允，咱自己立！杨相公是好人，就算没有祠堂，咱心里也敬他。”
张木匠拍着胸脯说：“我来做个木像！就放石台那儿，好歹有个祭拜的去处！”
张木匠的手艺在任城不算最好，甚至有些笨拙，平时只会做些桌椅板凳，从没刻过神像。他找了块上好的柏木，琢磨了三天，才动手。他没见过杨纬，只听杨洵描述：“中等身材，面白，有须，常穿青布官袍，眼神温和，像教书先生。”
张木匠边刻边想，刻到眉眼时，总觉得不对，改了又改。刻到第七天，木像快成了，他却对着木像发起呆来——这木像的神态，竟和他小时候见过的杨先生（杨纬教书时的样子）一模一样！连嘴角那点笑意，都分毫不差。
“奇了怪了……”张木匠喃喃自语，他明明记不清杨先生的样子了，手里的刻刀却像有了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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