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像成的那天，杨洵带着乡亲们去范山下的石台。石台是块天然的大青石，平平整整，正是杨纬年轻时读书的地方。大家合力把木像安放在石台上，又搭了个简单的草棚遮雨。
杨洵摆上祭品，对着木像拜了三拜，刚要说话，却见木像的眼睛仿佛眨了一下。他揉了揉眼，再看，木像还是木像，可那眼神，分明带着叔父生前的温和。
“杨相公显灵了！”有个老婆婆喊道，她年轻时受过杨纬的恩惠，此刻看着木像，眼泪直流，“真的是杨相公！”
那天，来祭拜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求家中孝子平安，有人求节妇得善终，还有人只是来磕个头，说声“杨先生，谢谢您”。
杨洵看着这一切，心里踏实了。不管官府认不认，叔父在乡亲们心里，早已是该供奉的神明。
范山下的草棚祠堂，就这么立了下来。没有官府的批复，没有华丽的匾额，只有一尊柏木像，一个草棚，却比任何官修的祠堂都热闹。
附近的百姓有事没事都爱去石台坐坐，对着木像说说话。有个农夫，儿子在外做买卖，三年没回家，他对着木像念叨：“杨判官，我儿要是还念着我这老骨头，就让他回来看看吧。”没过半月，他儿子竟真的回来了，说不知怎的，突然就想家想得厉害，连夜辞了活计往回赶。
有个寡妇，丈夫死了，留下个年幼的孩子和一身债，日子过得艰难，几次想寻短见。她对着木像哭：“杨判官，我撑不下去了……”哭完回家，却发现门口放着一袋米，还有张字条，写着“好心人赠”，没留名字。后来她才知道，是村里的后生们受了杨纬故事的感召，偷偷凑钱帮她。
杨洵把这些事一一记在本子上，时常去木像前念给叔父听。他发现，木像的颜色越来越深，像被人常年抚摸过，眉眼间的温和也越发真切。
有次，县太爷微服私访，路过范山，看见石台前人来人往，好奇地问是什么地方。随从说是百姓为一个叫杨纬的前推官立的祠堂。县太爷想起之前驳回的呈文，皱了皱眉，亲自去看了看。
他站在木像前，看着那尊不算精致却神态毕肖的木像，听着百姓们说起杨纬的种种善举，又想起自己为官多年，虽无大过，却也从未像杨纬这样被百姓记挂。他叹了口气，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后来，有人提议把杨纬的事迹报上去，求朝廷赐个封号，立块碑。杨洵却摇了摇头：“叔父生前不求名，如今做了判官，也定然不图这些。百姓心里记得他，比什么碑都强。”
是啊，青史或许不会记载一个小小的观察推官，阴间的“忠孝节义判官”也不见于任何典籍，但任城的百姓记得。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孩子，有个叫杨纬的好人，活着时教人行孝仗义，死后还在护着善良的人。
多年后，杨洵也老了。他常带着孙子去石台，指着木像说：“那是你太叔公。他教我们，做人要直，做事要公，要对得起‘忠孝节义’四个字。”
孙子似懂非懂，伸手去摸木像的衣角，柏木的纹理温润，像太叔公当年的手。
风吹过范山，草棚的茅草沙沙响，像有人在温和地笑。远处的田埂上，有孝子背着老母亲散步，有节妇在田里劳作，有义夫帮邻居修补屋顶——这些，或许就是对忠孝节义判官最好的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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