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是笑着说：“怎么不记得？那两条蛇，比先生还教我得多。它告诉我，不是你的，别强求；是你的，也得端稳了，别让钱压垮了脊梁。”
他的伯兄那时候正在京城的馆里教书，听同住的读书人说起这件事，回来跟家里人讲：“省元这命，真是奇了。本想一辈子种地，偏偏功名自己找上门。说到底，还是他心正，不贪不占，连蛇都护着他呢。”
这话传到王省元耳朵里，他只是摇头。他知道，护着他的不是蛇，是那份“知止”的清醒。两千文的束修也好，后来的高官厚禄也罢，能拿多少，能担多少，心里得有数。就像地里的庄稼，该施多少肥，该浇多少水，过了头，就会烂根。
直到老了，王省元退休回乡，还常坐在当年那间茅草屋的门槛上，给村里的孩子讲那个梦。他说：“钱这东西，就像水，少了渴，多了淹，能解渴就行，别想着把整条河都装家里。”孩子们似懂非懂，只觉得那个梦见蛇的秀才爷爷，真有意思。
雷殛
绍兴二十五年的夏天，广州城像被扔进了蒸笼。番巷里的青石板被晒得发烫，脚踩上去能烫掉一层皮，连巷口那棵百年榕树都蔫头耷脑，叶子卷成了筒。巷尾住着户姓陈的人家，家里有个独生女，街坊都叫她阿蛮。
阿蛮生得是真好看，皮肤白得像番商带来的珍珠，眼睛亮得赛过珠江里的月光。爹娘疼她疼得像眼珠子，把她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街坊常说：“陈家这闺女，是蜜罐里泡大的。”可蜜泡久了，就泡出了一身戾气。
打小起，阿蛮就没听过“顺”字。要吃糖，爹娘晚给一刻，她能把糖罐摔得粉碎；要新衣裳，花色不对，能把布匹撕成条。长大了更甚，爹娘说话稍重些，她便叉着腰骂，声音能掀翻屋顶。邻居劝过：“丫头大了，该教管教。”陈老爹总是叹着气摆手：“就这一个，随她吧。”
后来，爹娘给她招了个上门女婿，姓李，是个老实巴交的船工，话不多，只会闷头干活。阿蛮却瞧不上他，嫌他身上有鱼腥味，三天两头骂他“窝囊废”，有时还动手推搡。李郎从不还嘴，只是默默收拾被她砸烂的碗碟，夜里躲在柴房抽烟袋，烟锅里的火星明灭，映着他红着眼圈。
这年七月，暑气正盛。阿蛮约了几个相好的姐妹，在河边酒楼喝了一下午酒。喝到太阳西斜，她脸红得像庙里的关公，脚步虚浮地往家晃。路过巷口杂货铺，王阿婆见她醉醺醺的，好心劝：“阿蛮，少喝点，你爹娘该担心了。”
“要你管！”阿蛮抬手就把王阿婆的货摊扒拉到地上，陶罐碎了一地，腌菜汤流得满地都是，“老不死的，再多嘴，撕烂你的嘴！”王阿婆气得浑身发抖，却敢怒不敢言——这丫头，是出了名的混不吝。
回到家，陈母闻着她一身酒气，皱着眉说：“又喝成这样，李郎找你半天了。”
“找我？他配吗？”阿蛮把手里的酒壶往地上一摔，碎片溅到陈母脚边，“你少管我！老东西，养我这么大，连顿酒都不让喝？我看你就是见不得我好！”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陈母被她骂得眼圈发红。
“我怎么说话了？”阿蛮嗓门更高了，“当初要不是你非逼着我招那个窝囊废，我能这么不痛快？你就是故意的！想害我一辈子！”她越骂越凶，从陈母年轻时的旧事骂到如今的生活，污言秽语像脏水一样泼出来，连街坊都围到门口听，一个个摇头叹气。
陈老爹气得浑身发抖，抄起墙角的竹棍就要打，却被陈母死死拉住：“别打，她喝醉了……”
“打啊！有本事你打死我！”阿蛮梗着脖子往前凑，“打死我，你们就没人养老送终了！老东西，我看你敢！”
骂够了，她一甩袖子冲出家门，站在巷子里，右手食指指着陈家大门，继续骂：“姓陈的，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出去找个大老板，把你们这破屋给拆了！让你们睡大街！”她唾沫横飞，手指戳戳点点，那些话脏得让路过的姑娘都红了脸低下头。
邻居们实在看不下去，有人喊：“阿蛮！差不多行了，那是你爹娘！”
“滚！”阿蛮转头就骂，“关你们屁事！再啰嗦，连你们家一起骂！”她叉着腰站在路中间，活像个撒泼的夜叉。
就在这时，原本晴朗的天，不知何时滚来一团黑云，遮住了日头。风突然刮起来，卷着沙砾打在人脸上生疼。巷子里的人都觉得不对劲，纷纷往家躲。
“怕什么？天要下雨了？下啊！有本事下刀子！”阿蛮还在骂，右手依旧指着陈家大门，“老天爷都怕我！”
话音刚落，“轰隆”一声巨响，震得人耳朵嗡嗡响。一道惨白的闪电劈下来，正好落在阿蛮身上。众人只听她尖叫一声，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抽了一下，直挺挺地倒下去。
雨“哗啦啦”下起来，冲刷着地上的血迹。等雨稍小些，胆大的邻居凑过去看——阿蛮躺在地上，身子已经硬了，右手还保持着指骂的姿势，手指直直地指着陈家大门，眼睛瞪得溜圆，脸上还凝固着骂人的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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