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儿听说姜秀才告了官，吓得魂都没了，连夜收拾了点东西，跑了，连家都不敢回。
姜氏被福儿骗到赵阎罗家，才知道自己被卖了，当时就哭晕了过去。醒过来后，她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指着赵阎罗骂：“你这个强盗！我男人卖我，你就敢买？我爹是秀才，我就算死，也不会跟你！”
赵阎罗一开始还想软着来，劝她：“你跟着我，有吃有穿，比跟着福儿那个赌鬼强。”见姜氏不听，他就来硬的，让人把姜氏绑起来，威胁说要是不从，就打断她的腿。姜氏性子烈，越威胁越骂，赵阎罗气得火冒三丈，拿鞭子抽她，抽得她背上全是血，她还是骂，不肯屈服。
后来，姜氏趁人不注意，拔下发髻上的簪子，朝着自己的喉咙就刺了下去。赵阎罗的手下赶紧把簪子夺下来，可喉咙已经被戳破了，血顺着脖子往下流，染红了衣裳。赵阎罗慌了，赶紧找了块布，把姜氏的脖子缠紧，心里还想着，等姜氏伤好了，再慢慢收拾她。
第二天，县衙的差役就来了——姜秀才的状纸递上去，县官一看是赵阎罗，早就听说他在村里作恶多端，当即派差役去抓人。赵阎罗还不当回事，觉得自己在村里没人敢惹，差役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大摇大摆地跟着差役去了县衙。
县官升堂，先传了姜氏，见姜氏脖子上缠着布，脸色苍白，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又看了姜氏喉咙上的伤，气得一拍惊堂木，命人重打赵阎罗。差役们平时也怕赵阎罗，不敢用力，县官见了，更生气了，喊来自己的家丁，让家丁动手，没几下，赵阎罗就被打得断了气——县官早就想收拾他，这次正好借机会除了这个祸害。
姜秀才赶紧让人把姜氏抬回了家，请大夫治伤。
邵氏是从邻居嘴里听说福儿卖媳妇、跑了的事，当时就一口气没上来，昏了过去。醒过来后，她躺在炕上，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眼泪不停地流，嘴里喃喃地说：“造孽啊……仇仲，我对不起你……”没几天，她就病得更重了，吃不下东西，说话都没力气。
禄儿当时才十五岁，看着娘病成这样，哥哥跑了，嫂子被卖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吓得天天哭，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候，有人想起了仇仲的前妻生的女儿，仇大娘。
仇大娘是仇仲的头一个媳妇生的，比福儿大十好几岁，嫁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青州一个农户。她性子随她娘，刚猛得很，每次回娘家，要是仇仲和邵氏给她的东西少了，她就发脾气，跟仇仲吵，吵完了就气冲冲地走，好几年都不回娘家。仇仲活着时就不喜欢这个女儿，觉得她不懂事，后来仇仲被掳走，邵氏守寡，就更没跟她联系过。
魏名见邵氏快不行了，禄儿又小，就想找仇大娘来，让她跟禄儿争家产——他觉得仇大娘性子烈，肯定容不下禄儿，到时候仇家里肯定要闹得鸡飞狗跳，他好趁机占便宜。正好村里有个跑买卖的，要去青州，魏名就托他给仇大娘带了封信，信里没说邵氏病重、福儿跑了的事，只说仇仲家有不少家产，让她赶紧回来，晚了就被别人占了。
过了十来天，仇大娘真带着她的小儿子来了。她穿着一身粗布衣裳，头发用布巾包着，脸上带着风霜，一看就是常年干活的人。一进仇仲家的院门，就看见禄儿跪在邵氏的炕前，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邵氏躺在炕上，脸白得像纸，屋子里又脏又乱，跟魏名信里说的“有家产”完全不一样。
仇大娘的心一下子就软了——她虽然跟仇仲、邵氏合不来，可看着弟弟这么小，继母病成这样，心里还是不好受。她走过去，摸了摸禄儿的头，问：“你哥呢？家里怎么成这样了？”
禄儿见了她，像是见了亲人，哭着把福儿赌博、卖媳妇、跑了，娘病重的事全说了。
仇大娘越听越气，胸口像堵了团火，猛地一拍炕沿，大声说：“家里没个男人，就任由别人欺负到这份上！我爹留下的田产，那些赌鬼、无赖凭什么抢去！”
她没再多说，转身去了灶房，先把灶房打扫干净，又找了点米，生火熬了粥。粥熬好后，她先盛了一碗，吹凉了，一勺一勺喂给邵氏吃，然后又盛了两碗，让禄儿和她的小儿子吃。
吃完粥，仇大娘把儿子叫到身边，嘱咐他：“你先回你爹那边去，跟你爹说我在娘家有事，处理完就回去。”儿子知道母亲性子，点点头便独自返了青州。送走儿子，仇大娘揣着从家里带来的几吊钱，直奔县城——她要去告状，把被福儿输掉的田产全要回来。
到了县衙，仇大娘往大堂前一跪，递上状纸，声音洪亮地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大人明鉴！民女仇氏，乃本县乡民仇仲之长女。家父遭流寇掳走，继母邵氏含辛茹苦拉扯二弟成人，怎料长子仇福被恶邻魏名引诱，沉迷赌博，将家父留下的三亩良田、两间瓦房尽数输与村中赌徒甲乙等人！如今继母病重卧床，幼子仇禄年仅十五，无依无靠，求大人为我家做主，追回田产，惩戒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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