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犯罪中，劳荣枝与法子英精心预谋，周密策划，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劳荣枝始终积极主动，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亦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劳荣枝伙同法子英故意杀死5人；抢劫致1人死亡，入户抢劫，抢劫财物共计价值3万余元，数额巨大；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1人，勒索财物7万余元，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
对劳荣枝所犯数罪应予并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五、灵魂剖析：劳荣枝的心理嬗变
5.1 从教师到恶魔：犯罪心理的形成
劳荣枝由一名人民教师堕落为连环杀人犯，其心理转变过程令人深思。从最初的单纯教师到后来的冷血杀手，她的心理变化可以分为几个关键阶段。
首先是崇拜与依赖阶段。劳荣枝在婚礼上结识法子英后，对这个有犯罪前科的男人产生了不正常的崇拜和依赖。法子英的"江湖气息"对涉世未深的劳荣枝具有致命吸引力。这种崇拜逐渐演变为一种心理依赖，使她愿意放弃稳定的教师工作，跟随法子英四处漂泊。
其次是适应与参与阶段。在与法子英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劳荣枝逐渐适应了犯罪生活。她从最初的旁观者逐渐变为积极参与者，甚至在某些案件中发挥主导作用。例如在南昌案中，她提议放火烧毁现场以消灭证据；在合肥案中，她主动购买冰柜用于存放尸体。这些行为表明，她已经完全适应了犯罪角色，并开始积极参与策划和实施犯罪。
第三是认同与内化阶段。随着犯罪次数的增加，劳荣枝逐渐将犯罪行为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模式。她不再将自己视为被迫参与犯罪的受害者，而是将自己视为犯罪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庭审中，她试图将所有责任推给已经死亡的法子英，声称自己是被胁迫的，但她在犯罪中的积极表现与这种说法相矛盾。
5.2 逃亡岁月：20年的心理煎熬
在长达20年的逃亡生涯中，劳荣枝的心理状态经历了复杂变化。起初，她可能感到一种逃脱法律制裁的侥幸和兴奋，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感觉逐渐被恐惧和焦虑所取代。
恐惧与焦虑是劳荣枝逃亡期间最主要的心理状态。她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担心随时可能被认出和逮捕。她使用多个假名，频繁更换工作和住所，避免与他人建立深入关系，这些都是典型的逃亡者心理防御机制。2000年，当她在电视上看到自己被通缉的消息时，只敢看几分钟就匆匆关掉，这表明她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恐惧和内疚。
身份认同危机也是劳荣枝面临的重要心理问题。为了生存，她不得不不断扮演不同的角色，使用不同的身份。这种长期的角色扮演可能导致她逐渐失去真实的自我认知，产生身份认同混乱。在厦门被抓获时，她声称自己是孤儿，不记得自己的籍贯和父母，这可能不仅仅是为了隐瞒身份，也是长期身份伪装导致的心理后果。
疾病与反思是劳荣枝逃亡后期的重要经历。2009年，她被诊断出患有宫颈癌，这一经历可能使她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反思。疾病让她直面死亡，可能引发了她对过去罪行的悔意。据报道，在死刑复核期间，劳荣枝向被害人亲属表达了歉意，这可能是她真心悔悟的表现。
5.3 庭审表演：最后的心理防御
在庭审过程中，劳荣枝展现出了复杂的心理状态。她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减轻自己的罪责，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心理防御机制：
受害者角色扮演是劳荣枝在庭审中最显着的心理策略。她声称自己也是法子英的受害者，受到法子英的胁迫和虐待。她描述法子英对她实施身体和性暴力，甚至在她打胎和小产期间也不放过她。这种受害者叙事旨在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无助的受害者，而非残忍的杀人犯。
记忆选择性重构是劳荣枝另一个明显的心理特征。她在庭审中对某些事实进行了选择性回忆和重构，试图淡化自己在犯罪中的作用。例如，她声称自己不知道法子英会杀人，直到看到尸体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她在犯罪中的积极参与，如购买冰柜、添加威胁字条等行为，与这种说法相矛盾。
情绪操控是劳荣枝在庭审中的又一心理策略。她在庭审中多次声泪俱下，表现出悔意和歉意，试图唤起法官和公众的同情。法律援助律师刘静洁评价劳荣枝具有"强大的意识和非凡的表演才能"，认为她"以其柔弱的表现欺骗所有人"。这种情绪操控是她最后的心理防线，试图通过情感打动来减轻法律制裁。
六、余波与反思：劳荣枝案的社会影响
6.1 公众舆论：从猎奇到反思
劳荣枝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起初，公众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案件的血腥细节和劳荣枝的外貌上。媒体对"美女教师变杀人狂魔"的报道模式满足了公众的猎奇心理，使该案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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