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平凉，是甘肃东部的军事重镇，也是各路军阀势力角逐的焦点。时任甘肃军阀陈珪璋在此盘踞，其部教导团承担着培养军事骨干的任务，而平凉二中则是当地传播知识的重要场所。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刘耀西以“双重身份”扎根下来——他既是陈珪璋部教导团的政治教官，也是平凉二中的政治老师。这两个公开身份，为他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筑起了天然的屏障。
作为教导团政治教官，刘耀西需按照军阀部队的要求，为士兵讲授基础政治理论与军事思想。但他巧妙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融入教学中，在讲解“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时，不再局限于军阀宣扬的“效忠部队”，而是悄悄引导士兵思考“谁才是国家的主人”“为何百姓会流离失所”；在分析军事战略时，他会隐晦提及“团结群众才能获得持久力量”，让出身贫苦的士兵在潜移默化中萌发对公平与正义的向往。士兵们大多来自底层，刘耀西的话语总能戳中他们的痛点，不少人开始私下向他请教“改变命运的方法”，这为他后续发展革命力量埋下了伏笔。
而在平凉二中的课堂上，刘耀西面对的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彼时的青年深受国家危亡与社会动荡的影响，内心充满对民族未来的迷茫。刘耀西没有照本宣科地讲解课本知识，而是常常结合时事，向学生们讲述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从南昌起义的枪声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从工人罢工的浪潮到农民运动的兴起。他会拿出珍藏的进步刊物，用红笔圈出关键段落，让学生们在课后传阅；也会组织小型讨论组，引导学生探讨“青年如何为国家分忧”。在他的影响下，平凉二中的一批学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陇东地区地下党的骨干力量。
刘耀西深知，双重身份既是掩护，也是考验。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军阀的监视与同事的审视中平衡好“公开形象”与“秘密使命”。白天，他是循循善诱的教官与老师，言行举止符合身份规范；夜晚，他则化身革命组织者，在昏暗的油灯下撰写秘密文件，与地下党员接头，规划下一步的行动。这种“昼伏夜出”的生活，他早已习以为常，支撑他的，是“让陇东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仰。
三月，陇东的初春仍带着寒意，山间的道路被积雪与泥泞覆盖。刘耀西冒着严寒，从平凉出发，前往静宁开展革命活动。此次静宁之行，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中共地下党针对陇东地区武装力量整合的重要部署——当时，静宁一带活跃着多支农民武装与地方势力，其中鹰嘴崖的武装队伍便是重点争取的对象，而刘志刚、贺峻霖则是当地地下党的联络人。
抵达静宁后，刘耀西在一处隐蔽的农家院落与刘志刚、贺峻霖会面。三人先是分析了当前的局势：1931年，甘肃境内的军阀混战愈演愈烈，马鸿逵、马步芳等势力相互攻伐，陈珪璋部虽暂居平凉，但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与此同时，陕西的刘志丹正在积极组建红军队伍，急需陇东地区的力量响应。“军阀打得越凶，百姓的苦难就越深，但这也是我们发展的机会。”刘耀西一边说着，一边在纸上画出陇东地区的地图，“他们只顾着抢地盘，却忽略了百姓的不满，我们只要能把这些不满的力量凝聚起来，就能形成对抗军阀的合力。”
随后，刘志刚与贺峻霖带领刘耀西前往鹰嘴崖，会见了鹰嘴崖武装队伍的队长吴新辉与副队长张建虎。鹰嘴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新辉、张建虎带领的队伍多是不堪忍受军阀压迫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虽有反抗精神，但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与组织纪律，长期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见到刘耀西时，吴新辉起初带着疑虑——此前也有不少人来“拉拢”队伍，但大多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并非真心为百姓着想。
刘耀西没有急于说服对方，而是先倾听吴新辉与张建虎的难处。“刘教官，不是我们不想干大事，可现在粮食都快断了，山里还闹瘟疫，兄弟们连活下去都难，哪还有心思搞别的？”张建虎的话道出了队伍的困境。刘耀西点点头，接过话茬：“我知道大家的难处，缺粮、瘟疫，这些都是军阀混战带来的恶果。但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分散下去，迟早会被军阀各个击破，到时候不仅兄弟们活不下去，家里的亲人也难逃厄运。”
接着，刘耀西开始为他们讲解革命思想。他没有使用晦涩的理论，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让农民有地种、工人有活干、孩子有书读；讲述“怎么革命”——不能只靠蛮干，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新的革命对象，让队伍不断壮大。他还结合当前的军阀混战形势，分析了对鹰嘴崖队伍的利弊：“军阀之间相互牵制，暂时顾不上我们，这是我们发展的好时机；但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壮大力量，等他们腾出手来，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我们这些‘不听话’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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