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那东西不是跟着房子，是跟着我。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总在脖子后面吹气。
搬进这栋老公寓的第七天，晚上，我听见厨房有声音。不是老鼠，是指甲刮过瓷砖的细响，嗤啦，嗤啦。我握着水果刀，猛地按亮灯。什么都没有。只有洗菜池的不锈钢沥水篮里，留着几道新鲜的泥痕，像刚有什么东西从下水道爬出来，蹭干净了爪子。
第二天我跟同事老张吐槽，说房子老旧，大概下水道返味还有蟑螂。老张是本地人，听了却收起笑容，问我那房子是不是在榆树街拐角那栋灰楼。我说是。他脸色有点变，抿了口茶，说那一片老城区，旧闻多。我追问，他却摆摆手，只说让我夜里早点回家，别加班。
我没太在意。直到又过了一周。
我开始做噩梦。同一个梦。一个穿着旧式工装、看不清面目的男人，总站在我床尾，背对着我，一下一下地，用一把旧梳子，梳着头上干枯的头发。梳头的声音，和厨房那指甲刮擦声一模一样，嗤啦，嗤啦。我动弹不得，也发不出声，只能眼睁睁看着，直到惊醒，浑身冷汗，而那嗤啦声，有时在醒来后还会再响几声才消失。
卧室门外的地板上，开始出现泥脚印，很小，像小孩的脚，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土腥和腐朽气。它们从门口走到我床边，又走回去。
我快疯了。买了摄像头对着门口和厨房。第二天查看录像，凌晨三点十七分，录像画面开始闪烁，布满雪花，持续了大概一分钟，恢复正常后，地上的泥印就出现了。什么也没拍到。
我去找房东。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听我说完，眼神躲闪，只说租了十几年从没听说这种事，可能是我压力太大。“小李啊，年轻人，少看点恐怖片。”他急着走。
楼道里遇到隔壁的阿姨，买菜回来。我硬着头皮拉住她，婉转地问这房子是不是隔音不好或者有老鼠。
阿姨打量我，叹口气：“又来了？”
我心里一咯噔：“又？”
“以前那户，住小半年就搬了，没说什么原因。再往前，好像也换得勤。”她压低声音，“我们这老楼，年头久了，哪个没点说道。你……自己当心点，晚上听见什么动静，别出来看。”
“听见什么？”
阿姨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摇摇头，拎着菜上楼了。
恐惧像藤蔓缠紧我的脖子。那东西不再满足于夜里活动。
周末下午，我在客厅看书，忽然觉得困，眼皮沉重。打了个盹。猛地惊醒，发现手里的书不见了。我到处找，最后在厨房垃圾桶里找到了。书页被撕得粉碎，上面沾着同样的湿泥。而我放在茶几上的一支铅笔，被削得尖尖的，削下来的木屑和铅芯整整齐齐堆在旁边——可我根本没有手动削铅笔，用的是按动笔。
它不仅在恐吓我，它在给我“帮忙”。这认知让我毛骨悚然。
我决定不睡了。熬了个通宵，开着所有灯，电视也开着。后半夜，实在太累，脑袋一点一点。就在似睡非睡时，我清楚地感觉到，一只冰冷僵硬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像在安抚我睡觉。
我尖叫着弹起来，挥舞手臂，却只打到空气。
崩溃之下，我想起老张的话。我打电话给他，语无伦次。他沉默半晌，说：“我给你个电话，你去找陈婆婆。就说是我介绍的，别说是我给的号码。她要是愿帮你，就有办法。”
陈婆婆住在老城最深处的巷子里，房子低矮，门口挂着褪色的布帘。我敲开门，她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老太太，眼神浑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
我没说完，她就打断我，声音沙哑：“惹上东西了？”
我赶紧点头。
“怎么个光景？”
我把泥印、刮擦声、梳头的梦、撕书、拍肩膀的事都说了。
她静静听，脸上没什么表情，最后问：“拍你肩膀，是左手，还是右手？”
我愣住，仔细回想，那冰冷的触感似乎落在左肩。
“左手。”我说。
陈婆婆的眼皮耷拉下去：“是只老的。怨气不散，缠上活人阳气了。它觉得你占了它的地方。再晚几天，它就要上床跟你一起睡了。”
我头皮炸开，冷汗瞬间湿透后背。
“能……能请走吗？”
陈婆婆抬眼看我，那眼神浑浊却锐利：“试试。今晚子时，我去你那儿。准备三样东西：一盏煤油灯，要旧的；一件你贴身穿了没洗的汗衫；一碗白米饭，要凉的，上面插一根你掉的头发。”
她说完就摆摆手，示意我走。
晚上十一点，我准备好东西。煤油灯是我跑了好几个旧货市场才找到的。屋里只点着这盏灯，光线昏黄，跳动不定，把影子拉得又长又扭曲，屋里比平时更阴森。
十一点五十分，陈婆婆来了。她提着一个旧布包，看了看我准备的东西，点点头。她让我把汗衫放在门口地上，那碗插着头发的米饭摆在汗衫前。煤油灯放在米饭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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