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的纷争与质疑，并未让皇帝的决策拖延太久。
数日后，来自京师的明发谕旨抵达杭州。旨意内容，再次体现了朱元璋高超的平衡手腕。
明面上，皇帝对吴铭的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旨意中称赞他“秉公执法，雷厉风行，廓清奸宄，安定地方”，并正式下令：将查抄的七家豪族主要成员，以及潘汝桢等一干贪腐官员，悉数锁拿进京，交三法司严审定罪！所有查没的家产，除用于本地赈灾、平抑物价之外，其余一律登记造册，运送京师，充入国库。
这等于从法理和程序上，彻底肯定了吴铭之前行动的正当性和成果，给了那些质疑“程序”和“波及太广”的官员一记响亮的耳光。
然而，在谕旨的后半段，语气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皇帝笔锋一转，提醒吴铭“江南乃国家财赋重地，治理当以宽严相济，务求稳妥”，“后续事宜，当与地方官员妥善协商，循序渐进，勿再操切”，并强调“安抚民心、恢复生产为第一要务”。
最后，皇帝以“劳苦功高，宜稍作休整”为由，下令由新任的浙江布政使（已从异地选派）接手日常政务及灾后重建工作，而吴铭则“专司审结案犯、追缴赃款事宜”，并“俟案情明朗后，即刻回京复命”。
这道旨意，可谓恩威并施，褒中含贬。
它肯定了吴铭的功劳，让他继续负责核心的案子审理和追赃，这是“恩”和“信”。
但它又巧妙地收回了吴铭的部分权力，将地方行政权移交给了新任布政使，并明确要求他“勿再操切”，这是“威”和“诫”。
而“即刻回京复命”的指令，更是暗示了他的江南之行已近尾声。
吴铭跪接圣旨，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恭敬谢恩：“臣，领旨谢恩，谨遵圣谕！”
内心OS：“老朱这是打一棒子给个甜枣啊…功劳我领了，但风头太盛，得收敛点了。让我专心审案追赃，是让我别把手伸得太长，介入地方行政？还是怕我再揪出更多大鱼，让他不好收拾？回京…看来这江南的风暴，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送走宣旨太监，随行的官员们神色各异。有人为吴铭感到不平，觉得陛下这是鸟尽弓藏；也有人暗自松了口气，觉得终于可以不用再跟着这位煞星提心吊胆地查案了。
吴铭没有理会这些心思，立刻召集手下，安排旨意执行。该移交的政务迅速移交，该押送进京的案犯严格甄别、分批押送，追赃工作则加紧进行。
然而，就在明旨下达的同时，另一道通过锦衣卫秘密渠道传来的、来自朱元璋的口谕，也送到了吴铭手中。
口谕的内容极其简短，只有一句话：
“京中非议，朕已知之。勋贵之言，不必理会。江南之事，一查到底，但需铁证，勿授人以柄。”
这道口谕，与明旨的意味截然不同！
明旨是敲打和约束，是做给满朝文武看的平衡术。
而口谕才是皇帝真正的核心意图：支持他继续查，不要怕勋贵的非议，但要讲究方法，证据必须扎实，不能留下任何可供攻击的漏洞！
帝王心术，深不可测。朱元璋既要用吴铭这把刀彻底剜掉江南的腐肉，又要防止这把刀过于锋利伤及自身，更要平衡朝堂各派势力的情绪。
吴铭深吸一口气，将那道口谕就着烛火烧掉，灰烬落入砚台之中。
他彻底明白了皇帝的意图：表面的收敛，是为了更好的进攻。皇帝需要他在离开江南之前，将案子办成毫无争议的铁案，将能挖的根须尽量挖出来，但又不能动作太大，引发不可控的动荡。
“铁证…勿授人以柄…”吴铭沉吟着。
接下来的日子，吴铭的工作重心完全转向了审讯案犯和深挖证据。他不再插手地方具体事务，对外显得十分“安分守己”。
但在布政使司衙门临时设立的审讯室内，工作强度却达到了顶峰。吴铭亲自坐镇，指挥手下对潘汝桢、沈荣等核心案犯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审讯，反复核对口供，深挖每一个细节，尤其是走私网络的上下游、资金流向、以及可能涉及到的更高级别官员的线索。
同时，追赃小组根据口供和查获的账册，四处出击，起获了大量被隐藏、转移的财物。整个过程，所有程序、文书、记录都做得无比规范、清晰，力求无可挑剔。
压力之下，新的成果不断出现。又牵扯出了两名暗中提供庇护的致仕官员、数名卫所中层武官、以及几家与走私网络有牵连的外地商号。
但吴铭也清晰地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阻力。越往深处挖，线索就越模糊，关键证人要么“意外身亡”，要么消失得无影无踪。显然，江南盘根错节的力量在遭受重创后，开始了更疯狂、更隐秘的反扑和切割。
他知道，这大概就是皇帝所说的“度”。再深挖下去，可能就会触及一些连皇帝都暂时不想去碰的领域，或者引发更强烈的反弹。
是时候见好就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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