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国秦王吴铭关于海上出现不明西方舰队的紧急奏报，并未如他预期般在朝堂引起足够重视。除兵部尚书等少数官员感到忧虑外，大多数朝臣，包括新晋的代理首辅杨士奇，都认为此乃疥癣之疾，远不及北元边患和国内民生重要。杨士奇甚至在私下表示：“化外蛮夷，舟船偶至，不足为虑。当务之急，乃安抚江南，巩固边防，岂可因海外虚无缥缈之事，再兴波澜，耗费国帑？”
朱标的反应则更为微妙。他赞赏了吴铭的警惕，却以“朝廷暂无余力经略远海”为由，仅下令浙江、福建沿海卫所加强警戒，并未给予吴铭调动水师或开放谈判的明确授权，反而再次强调“天津工坊当以供应边镇军械为第一要务”。这道旨意，看似倚重，实则将吴铭牢牢拴在了北方的军工生产上，限制了他对海外事务的介入。
吴铭心中了然，皇帝对他的信任依然有限，尤其在涉及兵权和外交层面。他不再强求，只能暗中指令新明水师继续保持高压监视，并加速吕宋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同时，利用商队渠道，尝试与那些西方来客进行非官方的、有限的接触，以期获取更多情报。
与此同时，改良纺车在北方几省的推广初见成效。效率的提升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润，一些原本观望的机户开始主动寻求合作。然而，这股风潮传到江南，却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以苏州、松江为中心的丝织业行会，联合了当地众多士绅和致仕官员，联名上书朝廷，措辞激烈地反对“北器南输”。他们打着“维护祖制”、“保护桑梓生计”的旗号，声称新式织机将导致“千万织户失业，流离失所”，甚至暗示此举会破坏江南“鱼米之乡、文萃之地”的淳朴民风，动摇国本。
这顶“与民争利”、“祸乱地方”的大帽子扣下来，即便是朱标也不得不慎重对待。他虽知吴铭本意是好的，但江南乃赋税重地，士林清议的核心，稳定压倒一切。最终，朝廷下了一道模糊的旨意，要求新式织机“暂缓于江南推广，待利弊明晰后再议”，实则叫停了吴铭向江南渗透技术的尝试。
“软刀子杀人，莫过于此。”吴铭接到消息后，冷笑一声。他知道，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利益的博弈和观念的壁垒。他并未气馁，转而将更多精力投向海外市场和新明内部的产业升级。既然大明内部阻力重重，那就让海外市场和未来的事实来说话。
就在吴铭应对朝堂与江南的掣肘时，北方边关传来了令人心悸的噩耗。
北元太尉蛮子，趁黄河春季凌汛，边防巡逻困难之机，亲率数万精锐骑兵，突然突破长城防线，入寇大同！边军仓促迎战，虽浴血奋战，但因装备、兵力均处劣势，接连失利，数个卫所被攻破，军民死伤惨重，粮草辎重损失无数！虏骑兵锋直指大同府城，北疆震动！
八百里加急军报送入京师，朝野哗然！朱标勃然大怒，连下数道严旨，申饬边将，急调周边兵马驰援，同时严令兵部、户部全力保障大同军需。
然而，更让吴铭心头沉重的是，随军报一同传来的另一则消息：魏国公徐达，因年事已高，加之常年征战留下的暗伤，在此次指挥防御时旧疾复发，呕血昏迷，已无法视事！大同军务暂由副总兵代理。
徐达病重！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不仅因为徐达是国之柱石，更因为他是吴铭在军中最重要的盟友和岳父，是维系他与边军将领关系的重要纽带。他的倒下，无疑将使吴铭在军中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也让北疆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吴铭立刻上书，恳请皇帝允许他派遣精通医术的格物院医师前往大同，为徐达诊治。朱标准奏，但同时也迅速任命了新的将领前往大同统筹防务，其人选……并非与吴铭亲近之人。
边关告急，朝堂气氛紧张。这一日，朱标却突然下旨，召吴铭携家眷入宫，参加一场小范围的家宴，说是为安抚因边事而紧张的神经。
宴设于御花园暖阁，仅有朱标、马皇后、吴铭、徐妙锦等寥寥数人。气氛看似轻松，实则暗藏机锋。
酒过三巡，朱标似不经意间提起：“镇国秦王，如今北疆多事，魏国公又病重，边军器械，尤其是火器，更是关乎战局胜负。你天津工坊，如今每月能产出多少合格火铳？那野战火炮，何时能装备部队？”
吴铭心中警铃微作，放下酒杯，恭敬回答：“回陛下，工坊如今全力运转，每月可产新式火铳约三百支，盔甲两百副。至于野战火炮，已试制成功，正在优化射程和机动性，预计再有月余，可小批量生产十门，送往大同试用。”
“月余……十门……”朱标手指轻敲桌面，沉吟道，“还是有些慢了。蛮子此次来势汹汹，边军盼利器如久旱盼甘霖啊。”他话锋一转，目光深邃地看向吴铭，“朕闻你新明水师，舰船犀利，火炮威猛，远胜工坊所出。若能调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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