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梵蒂冈，教皇乌尔班八世的议事厅。
气氛比起巴黎和伦敦，要凝重和复杂得多。教皇乌尔班八世端坐在上，几位核心的枢机主教分坐两侧，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本《东方见闻录》。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与深思交织的情绪。
“陛下，各位同僚，”一位以学识渊博着称的枢机主教率先开口，他翻动着书页，“这本书的作者，张德安，尽管是一位耶稣会士，但他的笔触……过于客观了，甚至可以说，带着一种对异教文明的欣赏。他详细描述了儒家思想如何塑造了他们的伦理和社会秩序，佛教和道教如何与儒家共存，并且……他特别强调了明朝官方对各种宗教，包括我们天主教在内的某种……有限的宽容。这与我们通常向信徒描绘的‘蒙昧的异教徒’形象，相去甚远。”
另一位表情严肃、属于保守派的枢机主教立刻反驳道：“这正是我最担忧的地方！这本书的内容，如果未经批判地广泛流传，会混淆视听！它会让信徒们质疑，一个不被基督光芒照耀的文明，为何能拥有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就？这会动摇信仰的根基！我认为，教廷应该考虑对此书进行审查，至少，要发布一份谕令，指出其中与教义不符的危险之处。”
这时，一位与耶稣会关系密切的枢机主教沉吟道：“审查或许并非上策。这本书毕竟出自一位耶稣会兄弟之手，它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真实情报。过去，我们对于那片土地的了解，大多来自于商人的只言片语和充满想象的传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幅相对清晰的图景。正如书中所言，他们的文明古老而深厚，仅仅依靠宣称‘信主得救’，恐怕难以真正打动他们的士大夫阶层。或许……上帝的光芒，需要以新的、更智慧的方式去照耀那片土地。比如，像利玛窦前辈那样，通过展示我们的历法、数学和天文知识，先赢得他们的尊重，再传播福音。”
乌尔班八世静静地听着双方的辩论，最终，他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这本书，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东方的实相，也照出了我们自身的局限与不足。它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盲目地禁止，只会显得我们怯懦且不愿面对真理。但任由其毫无引导地传播，也确实可能引发思想上的混乱。”
他做出了决断：“我们将不对此书颁布禁令。但是，需要组织神学家和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撰写一份指导性的释读文件，帮助信徒正确理解书中的内容。同时，传信部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在东方的传教策略。或许，我们需要派遣更多像张德安那样，既虔诚信仰，又博学多才的传教士。上帝的光芒需要普照万物，但照耀的方式，需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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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顿大学、在牛津、在巴黎大学，学者们如饥似渴地争抢、传阅着《东方见闻录》。书中对明朝科举制度的详尽描述，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公平与人才选拔的大讨论。一位莱顿的法学教授在课堂上激动地说：“先生们！看看东方！他们的官员并非世袭，而是通过层层考试，选拔自全国的读书人！这难道不是对柏拉图‘哲学家国王’理想的一种实践吗？我们的大学，是否也应该在培养神职人员之外，更多地思考如何为治理国家输送人才？”
书中所载的明朝史学编纂的严谨性，以及《永乐大典》这样规模宏大的类书，让欧洲的史学家和人文学者感到羞愧和震撼。而其中关于中医理论、草药学和脉诊的章节，虽然难以理解，却也吸引了医学界的目光，引发了对自身医学体系的反思。
在巴黎的朗布依埃侯爵夫人沙龙、在伦敦的文人俱乐部，情况则更为风雅而热烈。《东方见闻录》中关于明朝园林艺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关于茶道的精神内涵，关于山水画的写意风格，以及那些精美服饰和瓷器的描绘，迅速成为贵族和富商阶层最时髦的谈资。
“亲爱的，你听说了吗？明朝的绅士们会在一种叫做‘园林’的人造自然中吟诗作对，品味香茗，这多么雅致！”一位贵妇摇着扇子，对同伴说道。
“是的，而且他们的丝绸面料上的刺绣，据说比我们最精美的挂毯还要精细。我正想让我的裁缝仿照书中的插图，为我制作一件‘中式’风格的长裙呢！”
“神秘的东方巨龙”、“智慧的哲学家国度”、“拥有不可思议技艺的文明”……各种赞誉之词在上流社会流传。一股强烈的“中国风”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悄然兴起，从家具设计、壁纸图案到园林布局，人们对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和无限的好奇。几乎所有有实力的王国、大型商会、以及像耶稣会这样的修会，都开始前所未有地认真考虑，必须尽快派遣正式使节、大型商队或更具学识的传教士，前往东方，亲眼见一见这个仿佛从天方夜谭中走出来的，既强大又充满异域情调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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