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方面，形势急转直下。王振震怒之下，亲自监督对爆炸事件的调查。他带来的随行人员中不乏精通刑名和算学的高手，很快在账目上发现了几处与“隆昌号”交易相关的疑点，资金流向模糊。同时，隔离审讯中，一些工匠在压力下，果然提到了对蒲同寿那种“怪油”气味的猜测，虽无实据，却与王振心中对墨渊失败案的疑影重合。
赵督军和蒲同寿拼命辩解，指责司徒弘栽赃陷害，甚至暗示司徒弘可能与外部势力有染。但爆炸的铁证如山，账目疑点重重，流言蜚语不断，使得他们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王振陷入了极大的困扰。他意识到，湖州工坊的水，比他想象的深得多。司徒弘虽有才干，但缺乏根基，且其“保守”路线难以满足紧迫需求；赵督军和蒲同寿看似能带来“突破”，却隐患巨大，且可能牵扯更深层的腐败或阴谋。
就在他举棋不定之际，心腹再次来报，带来了两则“意外”获知的消息：一是黑石城水师近日在北部海域演练，新炮射程似乎又有精进；二是南洋方面有商旅传言，西班牙人对与靖难军合作兴趣寥寥，似乎更在意与沿海“其他势力”维持商路畅通。
这两则消息，像两记重锤，敲在王振心上。外部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巨大，而内部的工坊却深陷泥潭，争斗不休。他必须在混乱中，为靖难军找出一条生路。
深夜，王振独自在馆驿中，对着摇曳的烛光，写下了给首领的密奏初稿。他知道，自己的决定，将直接影响未来对抗黑石城的天平。而他也隐约感觉到，在这场纷繁复杂的迷局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巧妙地拨动着棋子，将局势引向某个特定的方向。那只手，来自北方。
王振的密奏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回了靖难军首领的案头。奏章中，他详细禀报了湖州工坊的复杂情况：司徒弘的严谨与迟缓，蒲同寿新法的隐患与炸膛事故，赵督军可能涉及的账目问题，以及内部倾轧的严重性。他并未明确指责任何一方，而是将事实和疑点一一罗列，最后沉重地指出，在当前外有强敌（黑石城）、急需可靠军械的背景下，工坊内部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已构成巨大威胁，必须进行彻底整顿。
奏章中，他还提到了“偶然”听闻的关于黑石城军力增长和南洋动向的消息，字里行间透露出深深的忧虑。
数日后，首领的批复传来，内容简短而严厉：着王振全权处置湖州工坊一应事宜，首要目标是迅速恢复稳定生产，产出可靠武器，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手段，涉及人员，无论职位高低，皆可先拿后奏！
这道命令，等于给了王振一把尚方宝剑。
消息传开，湖州工坊内外震动。赵督军闻讯色变，急忙四处活动，试图挽回局面，但王振手握令箭，态度强硬，迅速控制住了局面。
王振雷厉风行，首先以“监管不力、用人不明”为由，剥夺了赵督军对工坊的直接管理权，令其回府待参。接着，以“工艺不精、酿成重大事故”的罪名，将蒲同寿及其主要助手下狱候审。对于司徒弘，王振在单独召见时，肯定其责任心和技术功底，但也严厉指出其效率不足、缺乏魄力的问题，责令其必须在短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整顿工坊，提升产能和品质，若再无起色，一并问责。
面对王振的高压，司徒弘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他趁机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清除赵督军安插的亲信，提拔有真才实学的工匠；严格物料采购渠道审核，彻底清查“隆昌号”等可疑供应商；暂停一切未经长期验证的“新法”，回归扎实可靠的基础工艺，优先保障现有型号的稳定批量生产；同时，设立独立的质检部门，对每一件出厂武器进行严格检验。
王振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司徒弘的大部分建议。他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稳定和可靠比追求不可靠的“突破”更为重要。
一场风波过后，湖州工坊暂时恢复了秩序，但气氛依旧压抑。司徒弘虽然掌握了实权，但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他深知，王振和首领的耐心是有限的，他必须尽快做出成绩。而关于“隆昌号”和那只幕后黑手的调查，他只能暂时搁置，转入更秘密的渠道进行。
黑石城，凌风很快收到了湖州尘埃落定的详细报告。
“赵督军失势，蒲同寿下狱，司徒弘掌权，回归稳健路线……”凌风看着密报，轻轻敲着桌面，“这个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王振是个明白人，知道关键时刻该求稳。”
老拐笑道：“如此一来，靖难军的军工发展，至少要被拖慢一年半载。而且经过这番清洗，司徒弘必然更加警惕，那个幕后黑手再想轻易渗透，就难多了。”
“不错。”凌风点头，“但这只是阶段性胜利。司徒弘是个能做事的人，给他时间和资源，未必不能真做出些东西。我们的优势，必须继续保持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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