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朝的新政在北方大地艰难推进，与旧势力进行着无声却激烈的拉锯战时，在长江以南，另一股试图延续旧朝法统、与新朝分庭抗礼的力量，正在迅速汇聚成型。
北京城破、皇帝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带来的不仅是震撼和恐惧，更让许多原本就心怀异志或与北方新朝格格不入的势力，看到了机会。混乱与权力真空，永远是野心家最好的温床。
金陵，这座虎踞龙蟠的六朝古都，成为了残余抵抗力量的中心。
在一处极其隐秘、守卫森严的深宅内（原魏国公府），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密会正在进行。参与者包括：侥幸南逃的旧朝福王朱由榘（论辈分是殉国皇帝的叔祖）、以魏国公徐宏基为首的南京勋贵集团、致仕的前南京兵部尚书钱谦益（东林党领袖之一，名满天下的文坛宗主）、以及掌控江南漕运和大量田庄的几大豪商巨贾代表。
气氛压抑而紧张，烛火摇曳，映照着一张张或惶恐、或激动、或深沉的面孔。
“诸位，”福王朱由榘年约四十，身材微胖，脸色因仓皇南逃而显得有些苍白，但眼中却闪烁着对权力的渴望，“北京噩耗，陛下殉国，社稷倾覆，实乃千古未有之变局！然，国不可一日无君！江辰逆贼，篡位自立，天人共愤！我等深受国恩，岂能坐视神州陆沉，祖宗基业毁于一旦？”
他的开场白，定下了会议的基调——延续国祚，对抗北朝。
魏国公徐宏基，一位手握南京留守兵马实权的老牌勋贵，沉声道：“王爷所言极是。北京虽陷，然江南半壁犹在，钱粮充足，民心……至少士林之心，仍向朱明。只是……逆贼火器犀利，兵锋正盛，我等若公然树旗，恐其即刻挥师南下，如何抵挡？”他提出了最现实的担忧。
“国公爷所虑极是。”钱谦益轻捋长须，声音清朗，带着文人的从容与算计，“然，亦非无解。长江天堑，非北方骑兵所能轻易逾越。我江南水师，尚有一战之力。再者，逆贼初占北地，内部未稳，蛮族在北牵制，其必不敢倾全力南下。此乃天赐时机！”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精光：“当务之急，是正名位，聚人心！需请福王殿下即刻监国，继而正位，续我前朝国统！如此，天下忠义之士，方知有所归附。届时，整饬武备，联络湖广、闽粤、云贵各地镇守，共举义旗，划江而治，未必不可为！”
豪商代表们互相交换着眼色。他们最关心的是自身利益。北方新朝的重工商政策听起来不错，但那股雷厉风行、打击豪强的势头让他们恐惧。而支持一个南明小朝廷，虽然要出钱出粮，但或许能换取更大的政治特权和对商业的庇护。
“钱公高见！”一个盐商巨头开口道，“我等商贾，亦知忠义！愿倾家纾难，助王爷重整河山！只望新朝能保江南商事畅通，减免课税……”
各方势力，怀着不同的目的，在这“反江复明”的旗帜下，暂时达成了联盟。
数月后，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前朝续接的，大明弘光朝廷”在金陵仓促成立。
仪式远不如北京华朝的登基大典隆重，甚至带着几分仓促和悲壮。福王朱由榘在残存的南京文武官员和勋贵乡绅的“拥戴”下，先称监国，旋即登基为帝，定年号为“弘光”，以示光复弘大之志。
消息传出，迅速传遍江南，并向更远的南方省份扩散。
如同在一潭看似平静的死水中投入巨石，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
许多前朝旧臣、尤其是江南籍的官员，纷纷前往金陵投效，使得这个小朝廷迅速搭建起了一套看似完整的官僚体系。各地不少手握兵权的总兵、巡抚，原本就在观望，见金陵立国，也纷纷上表称臣，表示接受弘光朝廷的节制（尽管很多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仍保持半独立状态）。
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所有不满北方华朝统治的势力——那些被新政触及利益的士绅、被整编淘汰的溃兵、以及单纯心怀故国的遗民——一个明确的政治旗帜和反抗中心。
金陵小朝廷迅速动作起来：
1. 整合军队： 以魏国公徐宏基总督天下兵马（名义上），整合南京原有驻军、各地归附的明军残余、以及新招募的乡勇，沿长江一线布防，重点加固江宁（南京）、镇江、江阴等要塞。同时派出使者，携重金前往福建、广东，试图联络郑芝龙等海上武装力量。
2. 争取士心： 由钱谦益等大儒出面，大肆宣扬华朝为“篡逆”、“蛮夷”（利用江辰起于边军、重用各类人才的背景进行污名化），强调大明正统，号召天下读书人忠君报国。开科取士，拉拢士子。
3. 经济支撑： 依靠江南豪商的“捐输”和加征的“剿饷”，勉强维持朝廷和军队的运行。
一时间，南方风起云涌，“反旗”四处竖起。虽然弘光朝廷内部派系林立（阉党、东林党、军阀等旧矛盾依旧），兵力虚实难辨，指挥也难以统一，但确实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与北方华朝隔江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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