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旺角通菜街的垃圾桶旁边捡到那部手机的。
那天是农历七月十四，香港的街头比往常冷清，连霓虹招牌都像是蒙了层灰，明明灭灭地闪着。我刚从茶餐厅下班，手里攥着打包的叉烧饭，路过那个绿色的垃圾桶时，听见里面传来微弱的震动声，不是垃圾碰撞的闷响，是手机在响，带着种老式按键机特有的、短促的震颤。
弯腰去翻的时候，指尖先碰到了一片冰凉的水渍——不知道是谁泼的奶茶，黏糊糊地裹着几张废报纸。手机就躺在最底下，是部黑色的诺基亚，机身上有道很深的划痕，从屏幕边缘一直划到后盖，像道没愈合的伤口。屏幕亮着，来电显示是一串没有备注的数字，13个0，在昏暗的光线下透着诡异的白。
我鬼使神差地接了。没有声音，只有电流的“滋滋”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对着麦克风呼气，带着股潮湿的霉味，和我之前在旧唐楼地下室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我喂了两声，电流声突然断了，紧接着传来“嘀嗒”一声，像是水滴落在金属上，然后电话就挂了。
屏幕暗下去之前，我看到锁屏壁纸上是个女人的照片。她站在维多利亚港的栏杆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背对着镜头，头发很长，被风吹得飘起来。背景里的天星小轮亮着灯，可不知道为什么，那灯光看起来是灰蓝色的，像蒙了层雾。
我把手机塞进外套口袋，指尖还能感觉到机身残留的凉意，不是正常的金属冷，是那种渗进骨头里的、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冷。走回租住的劏房时，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两盏，只剩下中间那盏忽明忽暗，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贴在斑驳的墙面上，像个要挣脱开的怪物。
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给手机充电。充电器是我以前用的旧款，插上之后，屏幕亮了一下，显示电量1%，然后就开始闪，不是正常的充电闪烁，是那种不规则的、忽快忽慢的闪，像人的心跳，越来越快，最后突然暗下去，再亮起来时，电量变成了100%。
我盯着屏幕，突然觉得不对劲。这部手机的时间显示是00:00，日期是2018年8月18日——五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农历七月初八。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香港下了场大暴雨，旺角有个女人在通菜街的天桥上跳了下来，新闻里说她手里攥着部诺基亚，机身摔得粉碎。
就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起来，还是那串13个0的号码。我盯着屏幕，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不敢碰。震动持续了30秒，自动挂断，然后屏幕上弹出一条短信，发件人还是那串0，内容只有五个字：“你拿了我的”。
我猛地把手机扔到地上，屏幕碎了，裂痕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开，可那行字还在，白色的字体透着屏幕，像是刻在上面。我蹲下来，想把电池抠出来，可手指刚碰到后盖，就感觉到一阵刺痛，像被针扎了一下，再看时，指尖上有个很小的血点，血珠慢慢渗出来，滴在屏幕的裂痕上，瞬间被吸了进去。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窗帘拉得很严，可月光还是能从缝隙里钻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像个人站在那里。手机就放在床头柜上，屏幕黑着，可我总能听见微弱的震动声，时有时无，像在提醒我它还在。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伸手去拿手机。屏幕亮了，不是那串0的号码，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我的劏房，角度是从天花板往下拍的，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而在床尾，站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背对着镜头，头发垂到腰际，和锁屏壁纸上的女人一模一样。
我吓得从床上弹起来，开灯，房间里空空荡荡，窗帘还是拉着的，地板上没有影子，只有手机屏幕还亮着，照片还在。我放大照片，看到女人的头发里露出一截白色的东西，仔细看，是根骨头，像人的手指骨。
第二天我请假，想把手机扔掉。我走到那天捡到它的垃圾桶旁边，刚要扔进去，手机突然响了，还是那串0的号码。我接了，这次有声音，是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像飘在空气里，“你为什么要扔我？”
我手一抖，手机掉在地上，屏幕又碎了一层。女人的声音还在继续，“五年前，我在这里等他，他没来。我摔下来的时候，手机碎了，可我还在等。你拿了我的手机，就得替我等。”
“等谁？”我忍不住问，声音发颤。
“等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女人的声音顿了顿，带着哭腔，“他说会来接我，可他没来。我每天都在等他的电话，可只有你的电话能打通。”
我捡起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新短信，还是那串0，内容是个地址：“油麻地旧区37号唐楼404室”。我知道那个地方，五年前就拆了，现在是片空地，只有一道破破烂烂的围墙，墙上写着“拆迁”两个字，被雨水泡得模糊不清。
那天下午我去了油麻地。旧区果然空着，围墙很高，上面爬满了藤蔓，叶子是深绿色的，看起来很茂盛，可走近了才发现，叶子都是干的，一碰就碎。我找到37号的位置，地上有块水泥板，上面刻着“404”，像是门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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