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姬发眼神一黯,烦躁地挥挥手,“行行行,你弄吧!别太吵就行!”
于是,在姬发那“别太吵”的底线要求下,周公旦开始了浩繁艰巨的礼乐制度建设。他参考前代,损益夏商,结合周人实际,从祭祀、朝聘、婚丧、征伐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一一制定规范。他亲自参与《大武》等乐章的创作,将武王伐纣的壮烈史诗融入庄严肃穆的乐舞之中。他深知,这些看似繁复的仪式和乐章,是将“周”这个新生政权的合法性、道德优越性以及统治秩序,潜移默化地植入人心最深处的“软性武器”。
金縢藏策——危局中的孤忠与智慧!
天不假年,武王姬发在克商后不久便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新生的周王朝瞬间被巨大的阴云笼罩。内有年幼的太子诵(周成王),外有虎视眈眈的殷商遗民和尚未完全归心的东方诸侯。风雨飘摇之际,周公旦毅然站了出来。
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也引来无数猜忌的事——代行王政。
他并非贪恋权位。在姬发病榻前,他含泪立誓:“王兄放心,旦必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辅佐幼主,安定周邦!若有二心,天地共殛!”(《尚书·金縢》)
然而,流言蜚语如同毒草般滋生。“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的谣言甚嚣尘上。连他最为信任的兄弟管叔、蔡叔(武王另外两个弟弟),也因不满周公摄政大权独揽,竟联合纣王之子武庚以及部分东方诸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监之乱”!
这是周王朝建立后最严峻的考验。内忧外患,人心惶惶。
面对至亲兄弟的背叛和朝野的质疑,周公旦展现了与其温和外表截然不同的铁腕与果决。他一方面以摄政身份发布《大诰》,痛斥叛乱,号召天下诸侯勤王;另一方面,他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将自己向神明祈祷,愿以身代武王去死的祷告辞(金縢之书),郑重地封存在一个金属匣子(金縢)中,交给史官保管,秘而不宣。
他并非想以此自证清白,而是深知此刻任何辩解都苍白无力。他选择用行动说话。
他亲率大军东征。这位以文治着称的圣人,在战场上却展现出丝毫不逊于其兄长的军事才能。他运筹帷幄,分化瓦解,历经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叛乱,诛杀管叔、武庚,流放蔡叔,彻底消除了殷商复辟的隐患,将周王朝的统治真正稳固到东方大地。
当凯旋的周公旦回到镐京,迎接他的并非全是欢呼。猜忌的目光依然存在。恰在此时,天降异象,雷电交加,狂风大作,禾苗尽伏。恐慌再次蔓延。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对摄政的警示。
这时,周公旦才请成王和百官打开那个尘封的金縢之匣。当那份浸透着对兄长至深情感、甘愿以身相代的祷告辞展现在众人面前时,举朝震惊!成王泣涕不已,群臣羞愧难当。那份在危难之际深藏不露的赤胆忠心,在风雨飘摇中独自支撑危局的孤勇担当,此刻如同最耀眼的光芒,驱散了所有阴霾与猜忌。天灾也随之平息(史载“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这便是着名的“金縢藏策”典故,周公旦的忠诚与智慧,在危局中得到了最崇高的证明。
归政成王——圣贤的终极境界!
叛乱平定,流言消散,周王朝的根基已然稳固。此时,周公旦做出了一个在权力面前堪称“惊世骇俗”的决定——归政于成王。
他没有恋栈权位。当年轻的成王姬诵足以承担起君王的责任时,周公旦没有丝毫犹豫,将象征最高权力的圭璧、舆服、策书等物,恭敬地奉还给了侄子。他退居臣位,以冢宰(百官之长)的身份继续辅佐,但不再总揽大权。
这一举动,不仅彻底打消了最后一丝疑虑,更奠定了中国政治文化中“还政于君”、“不僭越”的典范。他用自己的行动,完美诠释了他所制定的“礼”的核心——秩序与责任。
归政后的周公旦,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完善礼乐制度和教导成王上。他谆谆告诫年轻的君主:“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尚书·无逸》)——作为君主,不能贪图安逸享乐。首先要了解农事的艰辛,才能懂得节制。
他留下了着名的《康诰》、《酒诰》、《梓材》等篇章,教导分封出去的诸侯如何治理封地,如何爱护百姓,如何明德慎罚。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儒家,被孔子奉为偶像,赞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至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啊!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可见其仰慕之深。
桐叶封弟——圣贤的童心与远见!
关于周公旦,还有一个充满童趣却又寓意深远的故事——“桐叶封弟”。
年幼的成王姬诵与弟弟叔虞在宫中玩耍。成王随手捡起一片落在地上的桐树叶,剪成玉圭(古代帝王诸侯举行礼仪时所用的玉器)的形状,笑嘻嘻地递给叔虞说:“我用这个封你为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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