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虽以刚正着称，野史里却也藏着他“文人柔情”的一面。他与诗人孟浩然是挚友，孟浩然曾多次想通过他求仕。一次，孟浩然在张九龄府中赴宴，喝多了酒，随口吟了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恰好玄宗驾到，听到这句诗，怒道：“朕何时弃过你？是你自己不来应试！”孟浩然吓得跪地求饶，张九龄连忙打圆场，说：“孟兄是酒后失言，他其实写了很多颂圣的诗，只是没好意思献出来。”说着便拿出孟浩然的《望洪州城》，其中“城分江色绕，堤断湖光连”两句，玄宗读罢，脸色才缓和下来，虽没给孟浩然官职，却免了他的罪。后来孟浩然病逝，张九龄亲自为他写墓志铭，还把他的诗编成集子，亲自作序——这份对友人的情谊，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显得格外珍贵。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因反对玄宗任用李林甫、牛仙客，被罢相，贬为荆州长史。野史里说，他离京那天，没有百官送行，只有几个岭南来的学子在城外等着，递给他一包家乡的茶叶。张九龄接过茶叶，泪如雨下，说：“我没能帮你们在京城谋个好前程，反倒让你们为我担心。”到了荆州后，他没有消沉，而是在当地办了一所“曲江学堂”，教百姓子弟读书，还亲自讲课。学堂里没有学费，只要学生愿意学，他就愿意教，甚至还为贫困学生提供笔墨纸砚。有次学堂的屋顶漏雨，张九龄亲自爬上梯子修补，学生们想帮忙，他却说：“你们的任务是读书，我的任务是让你们能安心读书。”荆州百姓为了感谢他，在学堂旁建了座“张公祠”，每逢他的生日，都有人去祭拜。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张九龄在荆州病逝，享年五十八岁。正史说玄宗“闻之震悼，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野史却藏着个感人的细节：他临终前，让家人把自己多年来的奏疏、诗文都整理出来，却把那些奉承玄宗的应制诗都烧了，只留下《曲江集》和一本自己注的《论语》。他对儿子说：“我这一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两本书——《曲江集》里是我的心，《论语》里是我的志，你要好好保管，莫要丢了。”他还留下遗言，让家人薄葬，不要陪葬金银珠宝，只带一把他当年在曲江池边读书时用的竹扇——那把扇子上，还题着他年轻时写的“曲江风度”四个字。
正史里的张九龄，是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位贤相”，是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典范，他的“曲江风度”被后世官员奉为圭臬；而野史里的张九龄，却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文人宰相”——他会为百姓辨稻种、修学堂，会为友人打圆场、编诗集，会用诗谏劝皇帝，会把竹扇当陪葬。他的刚正不是冷冰冰的刻板，而是藏在诗气里的坚持；他的温柔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落在民生里的关怀。
如今，在广东韶关的曲江公园，仍有一座张九龄的雕像，雕像旁刻着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江西南昌、浙江绍兴、湖北荆州，也还有纪念他的遗迹。百姓记得的，或许不是他拜相时的风光，而是他为稻农、学子、友人做的那些“小事”——正是这些野史里的“小事”，让“曲江风度”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标签，而成了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符号，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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