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虽以刚正着称,野史里却也藏着他“文人柔情”的一面。他与诗人孟浩然是挚友,孟浩然曾多次想通过他求仕。一次,孟浩然在张九龄府中赴宴,喝多了酒,随口吟了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恰好玄宗驾到,听到这句诗,怒道:“朕何时弃过你?是你自己不来应试!”孟浩然吓得跪地求饶,张九龄连忙打圆场,说:“孟兄是酒后失言,他其实写了很多颂圣的诗,只是没好意思献出来。”说着便拿出孟浩然的《望洪州城》,其中“城分江色绕,堤断湖光连”两句,玄宗读罢,脸色才缓和下来,虽没给孟浩然官职,却免了他的罪。后来孟浩然病逝,张九龄亲自为他写墓志铭,还把他的诗编成集子,亲自作序——这份对友人的情谊,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显得格外珍贵。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因反对玄宗任用李林甫、牛仙客,被罢相,贬为荆州长史。野史里说,他离京那天,没有百官送行,只有几个岭南来的学子在城外等着,递给他一包家乡的茶叶。张九龄接过茶叶,泪如雨下,说:“我没能帮你们在京城谋个好前程,反倒让你们为我担心。”到了荆州后,他没有消沉,而是在当地办了一所“曲江学堂”,教百姓子弟读书,还亲自讲课。学堂里没有学费,只要学生愿意学,他就愿意教,甚至还为贫困学生提供笔墨纸砚。有次学堂的屋顶漏雨,张九龄亲自爬上梯子修补,学生们想帮忙,他却说:“你们的任务是读书,我的任务是让你们能安心读书。”荆州百姓为了感谢他,在学堂旁建了座“张公祠”,每逢他的生日,都有人去祭拜。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张九龄在荆州病逝,享年五十八岁。正史说玄宗“闻之震悼,赠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野史却藏着个感人的细节:他临终前,让家人把自己多年来的奏疏、诗文都整理出来,却把那些奉承玄宗的应制诗都烧了,只留下《曲江集》和一本自己注的《论语》。他对儿子说:“我这一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两本书——《曲江集》里是我的心,《论语》里是我的志,你要好好保管,莫要丢了。”他还留下遗言,让家人薄葬,不要陪葬金银珠宝,只带一把他当年在曲江池边读书时用的竹扇——那把扇子上,还题着他年轻时写的“曲江风度”四个字。
正史里的张九龄,是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位贤相”,是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典范,他的“曲江风度”被后世官员奉为圭臬;而野史里的张九龄,却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文人宰相”——他会为百姓辨稻种、修学堂,会为友人打圆场、编诗集,会用诗谏劝皇帝,会把竹扇当陪葬。他的刚正不是冷冰冰的刻板,而是藏在诗气里的坚持;他的温柔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落在民生里的关怀。
如今,在广东韶关的曲江公园,仍有一座张九龄的雕像,雕像旁刻着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江西南昌、浙江绍兴、湖北荆州,也还有纪念他的遗迹。百姓记得的,或许不是他拜相时的风光,而是他为稻农、学子、友人做的那些“小事”——正是这些野史里的“小事”,让“曲江风度”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标签,而成了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符号,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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