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河南商丘的梁园麦地里,三十岁的高适正帮着老农张阿公收割麦子。正午的太阳晒得地面发烫,他额头上的汗滴进泥土里,却仍笑着把割好的麦子捆得整整齐齐。彼时的他,虽已写下“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诗句,却还是个连生计都要靠帮人干活维持的落魄书生。正史里只记他“少孤贫,客游梁宋,耕钓为生”,可那些藏在野史里的故事——从麦田里的侠义,到边塞的热血,再到战乱中的担当——才真正勾勒出这个“大器晚成”的诗人,如何从梁宋的田埂走向大唐的诗坛与朝堂。
高适出身渤海高氏,却自幼丧父,家道中落,靠母亲缝补度日。野史里说,他十五岁时在商丘的书铺里偷看书,被掌柜发现,本以为会被赶走,掌柜却见他看得入迷,便说:“你若能背下这卷《汉书》,以后便常来读。”高适竟真的用三天时间背了下来,掌柜叹道:“这孩子有股韧劲,将来必不一般。”后来他没钱买纸墨,就用树枝在地上写诗,母亲见了心疼,把陪嫁的银钗当了,给他买了纸笔,他却把纸裁成两半,一半写诗,一半抄书送给穷人家的孩子——这份早年间的善良,成了他一生不变的底色。
二十岁那年,高适曾去长安求仕,却因不肯给权贵送礼,连吏部的门都没进去。野史里说,他在长安的客栈里住了三个月,盘缠花光,只能靠卖诗换酒。有次遇到一个叫李九郎的乐师,听他唱自己写的《行路难》,当即拿出银子接济他,说:“你的诗里有骨气,不像那些只会奉承的酸文人。”高适不肯白受恩惠,便为李九郎写了十首乐府诗,后来这些诗被谱成曲子,在长安的酒肆里传唱,连唐玄宗都曾听过——只是那时没人知道,这些曲子的作者,是个连官都没当上的穷书生。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高适在梁园遇到了李白和杜甫。正史里记他们“同游梁宋,酣歌纵酒”,野史里的场景却更鲜活:三人在梁园的酒肆里,李白一杯酒下肚,便挥笔在墙上写下“黄河之水天上来”,杜甫则轻声吟哦“会当凌绝顶”,高适却拿起笔,在旁边写了句“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李白见了,拍着他的肩说:“高适兄,你的诗里有刀光剑影,不像我们,只写山水风月。”高适笑道:“我若有机会去边塞,定要写出更壮烈的诗来。”那次同游后,三人约定“他日功成名就,再聚梁园”,只是后来安史之乱爆发,这个约定终究没能实现。
四十岁那年,高适终于等到了机会——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路过梁宋,看到他写的《蓟门行五首》,觉得他不仅有文才,更有军事谋略,便推荐他去河西参军。野史里说,他去边塞的路上,遇到一支被吐蕃部落刁难的商队,商队的货物被扣留,还被索要重金。高适见状,便找到部落首领,用吐蕃语吟了首自己写的诗,诗里说“汉蕃本是一家亲,何必刀兵相向行”。首领见他懂吐蕃语,又有诚意,便放了商队,还送了他一匹骏马——这匹叫“踏雪”的马,后来陪着他在边塞征战多年,成了他的“老伙计”。
到了河西后,高适没有像其他文人那样只做文书工作,而是常跟着士兵一起练兵、巡逻。正史里记他“熟悉边事,颇知军务”,野史却藏着更具体的细节:有次冬天巡逻,他看到一个士兵冻得没了知觉,便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给士兵穿上,自己却裹着破旧的披风。士兵们感动不已,都愿意跟他交心,把边塞的疾苦、将领的腐败都告诉了他。有天夜里,他在军营里听到士兵们唱着凄凉的歌谣,又看到将领们在帐内饮酒作乐,当即写下《燕歌行》,其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两句,后来成了流传千古的名句——据说哥舒翰看到这首诗后,特意把将领们叫来训斥,还减免了士兵的劳役。
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兵败潼关,唐玄宗逃往蜀地,高适却带着残兵辗转投奔唐肃宗。正史里说他“献策平叛,深得肃宗信任”,野史里却写了他“单骑劝降”的故事:当时叛军将领李归仁占据陈留,高适知道李归仁本是汉人,只是被安禄山胁迫,便单枪匹马来到陈留城下,对着城上喊:“李将军,你本是大唐子民,为何要助纣为虐?如今肃宗皇帝在灵武登基,正招募忠义之士,你若归降,既往不咎!”李归仁听了,又看到高适身后的残兵虽少却士气高昂,最终打开城门投降——这件事让肃宗对他刮目相看,当即任命他为御史大夫,让他参与平叛。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高适奉命镇守扬州,当时扬州遭遇蝗灾,又逢战乱,百姓颗粒无收。正史里记他“开仓放粮,安抚灾民”,野史里的细节却更动人:他把自己的俸禄都拿出来,买了粮食分给灾民,还亲自带着官员在田间灭蝗。有个叫王小二的孩子,父母都在战乱中去世,高适便把他带在身边,教他读书写字。后来王小二长大,成了扬州的小吏,始终记得高适的教诲,为官清廉——这种“以身作则”的影响,比任何政令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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