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朱及第讲述完李自成的故事，画面一转，又将焦点投向了另一位明末农民军的巨擘。
“老铁们，说完了‘闯王’李自成的驿卒出身，咱们再来看看另一位与他齐名，同样搅得大明天下翻地覆的枭雄——‘八大王’张献忠！”朱及第的声音带着一种对复杂历史人物的探究，“与李自成不同，张献忠并非走投无路的底层流民，他有着一段正规军的背景，而这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的军事风格。”
画面呈现出风雪弥漫的辽东边墙，戍卒们顶着寒风，警惕地注视着关外。
“张献忠，陕西定边县人，但根据一些史料记载，他早年曾投身军旅，在辽东当过边兵。”朱及第调出一些零散的记载和后世研究的推测，“大家想想，辽东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大明与后金（清）交锋的最前线，是当时东亚最残酷的绞肉机！能在那里活下来的士兵，无一不是经验丰富、悍勇敢战的老兵油子。张献忠在那里，不仅磨练了一身厮杀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他亲眼目睹了明军在辽东的腐败、溃败，以及后金骑兵那来去如风、凶狠剽悍的作战方式。”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悍卒，也难逃明末军队积弊的侵蚀。
“和许多边军一样，张献忠也饱受欠饷、上官克扣的困扰。”朱及第描述着当时边军的普遍困境，“为国戍边，血战沙场，却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这种巨大的不公和绝望，足以消磨掉任何人对朝廷的忠诚。崇祯初年，随着西北民变的烽火蔓延，一些被欠饷逼到绝路的边军也开始铤而走险，与流民合流。张献忠，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离了明朝军队，加入了反抗的洪流。”
张献忠一加入起义军，便展现出了与许多农民军首领不同的特质。
“由于拥有正规军的经历，尤其是可能接触过蒙古或后金骑兵战术，”朱及第分析道，“张献忠极其重视骑兵的作用，并且发展出了一套极具特色的、带有明显游牧风格的流动战术。”
画面上出现了张献忠麾下骑兵部队的模拟影像。他们不像传统明军那样注重结寨防守或缓慢推进，而是强调高度的机动作战。
“他的部队，尤其核心的‘西营’老弟兄，来去如风，飘忽不定。”朱及第列举其特点，“他们擅长长途奔袭，往往能出现在明军意想不到的地方，攻其不备，掠其粮秣。打得赢就凶狠地咬上一口，打不赢立刻远遁千里，绝不纠缠。这种‘以走致敌’，不在乎一城一地得失，以掠夺和破坏明廷战争潜力为主要目的的战法，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作战逻辑何其相似！”
他进一步指出：“张献忠本人也以狡黠多智、手段狠辣着称，性格中带着边地军人的彪悍和草莽的匪气。他对付地主豪绅和明朝官员极其残酷，但对麾下能征善战的兄弟却往往慷慨大方，这种作派，也颇有几分部落首领的影子。”
此时的天幕画面，呈现出多股起义军在不同地域活动的示意图。
“在崇祯初年，”朱及第总结道，“李自成带着被裁驿卒的愤懑和求生欲望，在陕北崭露头角；而张献忠则凭借其边军淬炼出的军事才能和独特的流动战术，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纵横驰骋，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如同乱世中升起的两颗煞星，虽然此时尚未有后来的赫赫声威，但已然成为了大明官府最为头疼的几股‘流寇’主力。”
“他们的崛起，一个源于朝廷自断臂膀的‘节俭’政策，一个源于边镇积弊下悍卒的绝望反噬。”朱及第的声音带着历史的回响，“大明王朝正用自己的错误，亲手锻造着埋葬自己的利器。而一场即将决定这些‘流寇’未来战略方向的重要会议——荥阳大会，也正在历史的酝酿中，即将召开。”
奉天殿前，朱元璋面色阴沉地听着。又一个“李”姓！虽然此李非彼李（李自成），但同样让他感到膈应。更让他心惊的是，这张献忠竟出身辽东边军！
“边军……边军也反了……”他喃喃道，这比单纯的农民造反更让他感到威胁。边军拥有战斗力，懂得战术，一旦与作乱的流民结合，其危害将呈几何级数增长。他仿佛已经看到，一股股融合了边军悍勇与流民疯狂的洪流，正在帝国的腹地横冲直撞，而那个后世子孙，似乎对此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局面一步步糜烂。
徐达等人也是眉头紧锁。张献忠那套“流动游击”的战法，他们听着都觉得棘手。对付这样的敌人，需要精锐的骑兵、准确的情报和高效的指挥体系，而这一切，在后世那个财政崩溃、党争不休的朝廷里，似乎都成了奢望。
夜空下，李自成与张献忠这两条线索逐渐清晰，他们如同两条汇聚的毒蛇，吐着信子，游向那已然千疮百孔的帝国躯体。而那座名为“荥阳”的城市，即将成为他们决定下一步撕咬方向的巢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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