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林看着他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蛋形草图，突然想起现代遗传学里的表观遗传。在基因理论诞生前半个世纪，达尔文已经在摸索环境对性状的影响了。
贝格尔号抵达巴西时，达尔文带青林去了热带雨林。他的装备堪称19世纪的“科学探险套装”：背上背着自制的昆虫网，网柄里藏着卷尺；腰间挂着标本瓶，瓶塞是软木做的，能根据温度膨胀密封；最妙的是顶宽边帽，帽檐内侧贴着张微型雨量计，能记录每天的降水量。
“看这株兰科植物，”达尔文拨开巨大的蕨类叶片，指着一朵开在树干高处的花，花瓣长成了水桶的形状，“它的花蜜在桶底，昆虫进去喝蜜就会掉进去，只能从背面的窄口爬出来，这时花粉就会粘在它背上。”他模仿昆虫的样子比划着，“这花和昆虫，就像钥匙和锁，是谁设计的？还是……它们互相把对方‘逼’成这样的？”
青林想起课本里的协同进化理论，正想开口，却被达尔文接下来的动作惊到了。他竟然摘下那朵花，小心翼翼地剖开子房，用针挑出里面的胚珠，和地面上另一株兰花的胚珠放在显微镜下对比。“你看这胚珠的大小，高处的花比低处的大1.2毫米——或许是因为风不容易吹到高处，得靠更饱满的胚珠保证繁殖？”
傍晚回到船上时，达尔文的标本箱又多了个新成员：一只翅膀残缺的蝴蝶。“它被鸟啄过，却没死。”他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破损处，“翅膀上的眼斑刚好在破损边缘，可能让鸟以为啄到了头部，其实只是翅膀。”他突然抬头看向青林，眼神里带着种近乎孩童的好奇，“你说，是不是那些没长眼斑的蝴蝶，都被吃掉了？”
这句话像道闪电劈中青林。这正是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适者生存。可从达尔文嘴里说出来，不是结论，而是充满困惑的追问。
航行到澳大利亚时，达尔文迷上了有袋类动物。他在悉尼郊外的山洞里找到块袋鼠化石，和现在的袋鼠相比，化石的后腿骨更短，尾巴更粗。“它们以前可能不怎么跳。”他用骨尺测量着股骨的角度，“你看这关节的磨损程度，更适合爬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难道跳跃比爬行更有利？”
青林看着他在笔记本上画的骨骼对比图，突然注意到旁边还有几行小字，写着“用进废退？还是……”后面被划掉了。他想起拉马克的进化理论，原来达尔文也曾纠结过这个问题。
“我父亲是医生，”某个暴雨天，船在港口避雨，达尔文突然说起往事，“他总说我不务正业，放着神学不学，整天抓虫子。”他摩挲着笔记本上的签名，那是他出发前导师签的，“亨斯洛教授让我‘带着地质学家的眼睛，收集一切能看到的东西’，可我看到的越多，越觉得书本上的话靠不住。”
他从床底拖出个上了锁的木箱，打开来，里面是厚厚一叠手稿，最上面写着“物种演变笔记”。青林凑近一看，倒吸一口凉气——上面画着棵巨大的“生命树”，树干标注着“原始生命”，分枝上是各种动植物，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脉络清晰得像张现代进化系统树。
“这是我偷偷画的。”达尔文的声音压得极低，“如果所有物种都来自同一个祖先，就能解释为什么蝙蝠的翅膀和老鼠的爪子骨骼结构相似，为什么人类的胚胎会有鳃裂。”他突然合上笔记本，像是害怕被谁听到，“但这太疯狂了，会被当成异端的。”
青林看着他眼里的挣扎，突然明白进化论的诞生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在那个“上帝创造万物”的时代，提出物种会随时间改变，无异于在宗教的铜墙上凿开裂缝。
离开澳大利亚前，达尔文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蚂蚁。兵蚁的头部巨大，像个钳子，完全无法自己进食，必须靠工蚁喂食。“它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连续观察了三天，记录下兵蚁每天被喂食的次数，“如果自然选择让生物变得更完美，这种失去自理能力的蚂蚁早就该灭绝了。”
青林想起现代进化生物学里的“利他行为”理论，正想解释，却看到达尔文突然在笔记本上写下：“个体的不完美，或许是群体的完美？”这句话让青林愣在原地——在基因理论尚未诞生的年代，他已经触摸到了进化的另一个维度。
贝格尔号驶向南非时，青林知道离别的时刻近了。那枚黄铜放大镜开始频繁发烫，尤其是在达尔文讨论“物种变化”时，镜片上的拉丁文会发出微光。
“青林，你说奇怪不奇怪，”达尔文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的好望角，手里把玩着块菊石化石，“这东西和现在的鹦鹉螺太像了，只是壳上的花纹更复杂。就像工匠在旧模具上不断修改，做出新东西。”他突然转头看向青林，眼神锐利如鹰，“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的那些‘现代玩意儿’（指手机里的照片），为什么能看到那么多物种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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