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林看着他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蛋形草图,突然想起现代遗传学里的表观遗传。在基因理论诞生前半个世纪,达尔文已经在摸索环境对性状的影响了。
贝格尔号抵达巴西时,达尔文带青林去了热带雨林。他的装备堪称19世纪的“科学探险套装”:背上背着自制的昆虫网,网柄里藏着卷尺;腰间挂着标本瓶,瓶塞是软木做的,能根据温度膨胀密封;最妙的是顶宽边帽,帽檐内侧贴着张微型雨量计,能记录每天的降水量。
“看这株兰科植物,”达尔文拨开巨大的蕨类叶片,指着一朵开在树干高处的花,花瓣长成了水桶的形状,“它的花蜜在桶底,昆虫进去喝蜜就会掉进去,只能从背面的窄口爬出来,这时花粉就会粘在它背上。”他模仿昆虫的样子比划着,“这花和昆虫,就像钥匙和锁,是谁设计的?还是……它们互相把对方‘逼’成这样的?”
青林想起课本里的协同进化理论,正想开口,却被达尔文接下来的动作惊到了。他竟然摘下那朵花,小心翼翼地剖开子房,用针挑出里面的胚珠,和地面上另一株兰花的胚珠放在显微镜下对比。“你看这胚珠的大小,高处的花比低处的大1.2毫米——或许是因为风不容易吹到高处,得靠更饱满的胚珠保证繁殖?”
傍晚回到船上时,达尔文的标本箱又多了个新成员:一只翅膀残缺的蝴蝶。“它被鸟啄过,却没死。”他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破损处,“翅膀上的眼斑刚好在破损边缘,可能让鸟以为啄到了头部,其实只是翅膀。”他突然抬头看向青林,眼神里带着种近乎孩童的好奇,“你说,是不是那些没长眼斑的蝴蝶,都被吃掉了?”
这句话像道闪电劈中青林。这正是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适者生存。可从达尔文嘴里说出来,不是结论,而是充满困惑的追问。
航行到澳大利亚时,达尔文迷上了有袋类动物。他在悉尼郊外的山洞里找到块袋鼠化石,和现在的袋鼠相比,化石的后腿骨更短,尾巴更粗。“它们以前可能不怎么跳。”他用骨尺测量着股骨的角度,“你看这关节的磨损程度,更适合爬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难道跳跃比爬行更有利?”
青林看着他在笔记本上画的骨骼对比图,突然注意到旁边还有几行小字,写着“用进废退?还是……”后面被划掉了。他想起拉马克的进化理论,原来达尔文也曾纠结过这个问题。
“我父亲是医生,”某个暴雨天,船在港口避雨,达尔文突然说起往事,“他总说我不务正业,放着神学不学,整天抓虫子。”他摩挲着笔记本上的签名,那是他出发前导师签的,“亨斯洛教授让我‘带着地质学家的眼睛,收集一切能看到的东西’,可我看到的越多,越觉得书本上的话靠不住。”
他从床底拖出个上了锁的木箱,打开来,里面是厚厚一叠手稿,最上面写着“物种演变笔记”。青林凑近一看,倒吸一口凉气——上面画着棵巨大的“生命树”,树干标注着“原始生命”,分枝上是各种动植物,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脉络清晰得像张现代进化系统树。
“这是我偷偷画的。”达尔文的声音压得极低,“如果所有物种都来自同一个祖先,就能解释为什么蝙蝠的翅膀和老鼠的爪子骨骼结构相似,为什么人类的胚胎会有鳃裂。”他突然合上笔记本,像是害怕被谁听到,“但这太疯狂了,会被当成异端的。”
青林看着他眼里的挣扎,突然明白进化论的诞生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在那个“上帝创造万物”的时代,提出物种会随时间改变,无异于在宗教的铜墙上凿开裂缝。
离开澳大利亚前,达尔文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蚂蚁。兵蚁的头部巨大,像个钳子,完全无法自己进食,必须靠工蚁喂食。“它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连续观察了三天,记录下兵蚁每天被喂食的次数,“如果自然选择让生物变得更完美,这种失去自理能力的蚂蚁早就该灭绝了。”
青林想起现代进化生物学里的“利他行为”理论,正想解释,却看到达尔文突然在笔记本上写下:“个体的不完美,或许是群体的完美?”这句话让青林愣在原地——在基因理论尚未诞生的年代,他已经触摸到了进化的另一个维度。
贝格尔号驶向南非时,青林知道离别的时刻近了。那枚黄铜放大镜开始频繁发烫,尤其是在达尔文讨论“物种变化”时,镜片上的拉丁文会发出微光。
“青林,你说奇怪不奇怪,”达尔文站在甲板上,望着远处的好望角,手里把玩着块菊石化石,“这东西和现在的鹦鹉螺太像了,只是壳上的花纹更复杂。就像工匠在旧模具上不断修改,做出新东西。”他突然转头看向青林,眼神锐利如鹰,“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的那些‘现代玩意儿’(指手机里的照片),为什么能看到那么多物种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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