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勇重新立车师后部原来的王子加特奴为王，又派部将杀了东且弥王，也重新立了东且弥的族人做王，这样一来，车师六国都被平定了。班勇又发动各国的军队攻打匈奴，呼衔王吓得逃跑了，他手下两万多人都投降了。班勇还活捉了单于的哥哥，他让加特奴亲手杀了这个人，想借此加深车师和匈奴之间的仇恨。北单于亲自率领一万多骑兵进攻车师后部，到了金且谷。班勇派假司马曹俊去救援，北单于只好撤兵，曹俊追击，斩杀了匈奴的贵族骨都侯。从此，呼衍王就搬到枯梧河居住，从这以后，车师一带再也没有匈奴人的侵扰了。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丁卯年），正月，中郎将张国率南匈奴军队攻打鲜卑其至韐部，大获全胜。二月，辽东鲜卑侵犯辽东、玄菟二郡，乌桓校尉耿晔征调边境郡县兵力及乌桓军队出塞迎击，斩杀和俘虏众多敌人，鲜卑三万人马到辽东投降。三月，发生旱灾。
此前，汉顺帝的生母李氏下葬在洛阳城北，顺帝一直不知情。此时左右近臣告知真相，顺帝悲痛不已，亲自前往安葬处，以隆重礼仪重新殡殓。六月乙酉日，追谥李氏为恭愍皇后，安葬在恭陵北侧。
西域城邦诸国大多臣服汉朝，唯独焉耆王元孟拒不投降。班勇上奏请求出兵征讨，朝廷派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三千士兵配合班勇，并征调西域各国兵力四万余人，分南北两路进军。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定会师焉耆。张朗此前有罪，想以战功赎罪，于是提前抵达爵离关，派司马率部迎战，斩杀两千余人。元孟恐惧被杀，派使者请求投降。张朗直接进入焉耆受降后返回。结果张朗免于治罪，班勇因未按期会师被征召下狱，免官。
七月初一，发生日食。壬午日，太尉朱宠、司徒朱伥被免职。庚子日，任命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汝南人许敬为司徒。刘光是刘矩的弟弟。许敬在和帝、安帝时期，面对窦氏、邓氏、阎氏等外戚专权，始终刚正不阿。三家失势后，许多士大夫因牵连被指责，唯独许敬毫无非议，当时人因此敬重他。
南阳人樊英自幼学识品行俱佳，闻名天下，隐居壶山南侧，州郡官府多次以礼征聘，他都不答应；公卿推荐他为贤良、方正、有道，也不赴任；安帝曾下策书征召，仍不回应。这一年，顺帝再以策书、玄纁（黑色币帛，帝王征聘贤士的礼品）备礼征召，樊英以病重坚决推辞。皇帝下诏严厉责备郡县官员，用车子将他强行载上路。樊英无奈到京，仍称病不起；众人强行将他抬入大殿，他依然不肯屈从。顺帝只好让他住到太医院养病，每月赏赐羊和酒。后来，皇帝专门为樊英设立坛场，派公车令在前引导，尚书在旁搀扶，赐给他几案、手杖，以对待老师的礼节相待，询问治国得失，并任命他为五官中郎将。数月后，樊英又称病重，皇帝便任命他为光禄大夫，准许回家养病，下令当地官府每年按时节送粮肉酒食。樊英推辞不受，皇帝下诏劝谕，不允许他拒绝。
樊英起初被征召时，众人都以为他必定不会屈服。南郡王逸平素与他交好，便写信援引古例劝他接受聘任，樊英最终听从建议来到京城。但后来他在应对皇帝询问时并无奇谋深策，舆论颇为失望。河南人张楷与樊英一同被征召，他对樊英说：“天下处世之道有两种，出仕与隐居。此前我认为你出山能辅佐君主、救济百姓，可你先是以珍贵之身触怒天子，如今享受爵禄，又不见你有匡救时局的办法，这是进退失据啊。”
【司马光评论】：古代君子在国家有道时出仕，无道时隐居。隐居并非君子本意，而是因无人理解其主张，又与奸佞共处恐招祸患，才深藏避世。君主征召隐士，本是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为装点门面。若其人道德足以尊主，智慧足以安民，虽身着粗衣却怀才抱德，深藏不露，君主应尽礼招致，屈身请教，虚心采纳，克制己欲听从，方能泽被天下。这是取其治国之道而非其名，重实际而非虚名。
若礼遇备至仍不应召，应反思自身：是否德行浅薄不足以让人仰慕？政治混乱难以辅佐？奸佞在朝难以进言？诚意不足故其言不用？若德行厚、政治清、奸佞远、诚意至，贤者自会主动效力，岂有求而不至？荀子说：“用火光捕蝉，关键在明亮火光，晃动树木；火光不亮，晃树无用。君主若修明德行，天下自会归附，如蝉向明火。”若君主以不能招致贤者为耻，用高位诱惑、严刑胁迫，若对方是君子，必不为所动；能被招致的，不过是贪位畏刑之徒，何足珍贵！
若有人孝悌闻名于家庭，品行受乡里推崇，不贪财苟得，不盲目求官，洁身自好、安分守己，虽不足以尊主庇民，也是清廉之士。君主应褒奖优待，让其顺遂心愿，如汉昭帝对待韩福、光武帝礼遇周党，以激励廉耻、改善风俗，如此即可，不必如范升般诋毁，也不可像张楷那样苛责。至于那些伪装清高博名、标新立异惊世，不食君禄却争商利、不做小官却觊觎卿相之位的人，名实相悖、心口不一，实为华士、少正卯之流，能免于圣王诛罚已是万幸，何必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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