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说：“人心是最难测的变量，但习惯是路径，路径可预判，可利用。”难道，当年她在宫外流民棚户、织坊女工、渡口脚夫之间悄然建立的联络网，从未断绝？
那些看似零散的互助组织，那些以“义学”“赈粥”为名的据点，竟是暗藏的信息节点？
她不是留下了一本书，而是埋下了一整套系统。
而现在，它自己启动了。
午时三刻，清议司下令收缴所有《百姓问录》，于午门外焚书示众。
火堆燃起时，围观百姓沉默如石。
火焰吞噬纸页，噼啪作响，浓烟滚滚升腾，遮住了半片天空。
官员立于高台之上，厉声道：“此等妖言惑众之物，烧尽方能安天下！”
可风偏偏在此时转向。
灰烬如黑蝶纷飞，飘向人群肩头、发梢、衣襟。
一名老农低头，见一片残页落在脚边，上面是一段歪斜却清晰的记录：“嘉禾三年秋税，实收六石，账记八石，差额去向不明”。
他蹲下身，慢慢将那页灰纸拾起，吹去浮尘，叠好，塞进怀里。
“火能烧纸，”他低声说，“烧不了心里记得的字。”
身旁妇人听见了，默默点头。
一个少年悄悄撕下衣角，把另一片带着数字的灰页包了起来。
当晚，灯火重亮。
米缸底、佛经夹层、灶台砖缝……一封封手抄本悄然出现。
有人开始自发誊录，一家传一家，一句传一句。
有孩童在沙地上默写田赋条文，有老秀才对着残页补全逻辑漏洞。
文字不再是禁忌，而是种子，在沉默中扎下根来。
三更天，废弃磨坊。
七个人影陆续潜入，皆蒙面戴笠，脚步轻得像猫。
他们是昔日受苏识指点的塾师、账房、驿卒、女医，如今散落在各处，却因同一信念重聚。
小核桃立于中央，手中摊开那份三十七页的《请立民评官制》，声音冷而稳：“我们不能再等朝廷回应。他们怕的从来不是一条建议，而是千万人同时开口问‘为什么’。”
有人皱眉：“若拆解细则散布各地，形同自曝身份，必遭清算。”
小核桃冷笑一声，将手绘路线图拍在桌上：“可若这网络本就存在？若每一份传递都不经我们之手，而是通过织坊女工、渡口船夫、赶考书生……自然流转？”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我们要做的，不是呈递奏章，而是让这套制度，变成民间自己长出来的‘乡约改良建议’。三十条细则，分别寄往各州县书院、公告栏、茶肆壁板——不用署名，不必张扬，只要让人看见，读得懂，记在心上。”
寂静片刻。
终于，有人低声道：“第一条，该送哪里？”
小核桃唇角微扬，提笔蘸墨，在纸上写下第一条建议的标题，而后轻轻吹干墨迹。
窗外，残月隐入云层。
风，又起了。三日后，春寒料峭，江南细雨如丝。
青石巷口的公告栏上，一张墨迹未干的纸条悄然贴出。
字是楷体，工整却不显刻意，内容只有短短一句：“官员述职须当众答百姓三问。”落款空白，无印无名，却像是投入死水的一颗石子，涟漪迅速扩散。
起初只是几个识字的老农驻足议论，可不到半日，消息便顺着茶肆酒坊、渡口码头传开。
那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长久压抑在人心底的锁——原来，官可以被问？
而且还是“三问”？
到了正午，县学门前竟聚起上百人。
有挑担的菜贩，有赤脚的佃户，也有背着书箱的童生。
他们不吵不闹，只是站着，目光齐刷刷盯着县衙方向。
有人手里攥着写满问题的纸条，问题从“去年旱灾为何迟迟不开仓”到“河工银两去了何处”，句句直指命脉。
县令闻讯冲出衙门，脸色铁青：“谁煽动？这是造反！”
没人应声。
但人群中，一个老塾师缓缓举起手中的《百姓问录》残页，声音不高，却清晰穿透雨幕：“我们没要造反，只想问三个问题。您若答得清楚，我等磕头认错，甘愿受罚。”
空气凝滞了一瞬。
围观者越来越多，连街边卖糖糕的妇人都放下竹篮挤进来听。
县令额头渗汗，眼神慌乱地扫过人群——这些人不像暴民，倒像是……早有准备。
他们的站位错落有序，提问节奏分明，甚至有人默默记录他的每一句回应。
他支吾搪塞不过三句，便败下阵来，狼狈奔回衙门，连夜写下奏折上报朝廷，称“妖言惑众，蛊惑良民，恐酿大乱”，请求清议司派员镇压。
然而三日后，这封奏章却被御史台原封退回。
更令人震惊的是，批文末尾赫然引用了一段数据——正是《百姓问录》中那位无名农夫推演的节气偏差表。
那表格以二十四节气为轴，对照三年间地方上报灾情的时间差，用极其朴素却严密的逻辑，证明了朝廷因历法误差误判灾情，导致赈灾延迟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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