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走了二十里地，到了花省花府花县衙前乡里文村，才算见着些像样的光景。村议事会的土坯房里，二十三个代表正围着油灯算账，有扛锄头的农民，有系围裙的妇人，有瘸腿的老工匠。“今年的文旅收入，得先修灌溉渠，”个穿蓝布衫的汉子用算筹敲着桌子，“剩下的再给私塾换课本，谁家娃上学路远，就用驴车接送。”见我们进来，他起身要倒茶，粗瓷碗沿缺了个口，“俺们村议事会，每月十五开，谁都能来听，账算得明明白白，谁也别想捣鬼。”
离开花省时，我们搭了辆去闽省的货车，车斗里装着瓷器。“闽省宁建府阳建县的官老爷才叫厉害，”车夫是个闽省人，说起家乡直摇头，“去年古街修复，花了二十万两，结果就刷了层漆，剩下的钱，听说进了文旅司司长小舅子的口袋。”
阳建县都察院的大门看着气派，朱漆铜环擦得锃亮，可我们敲了半个时辰，才出来个睡眼惺忪的小吏。“院长去巡查了，”他打了个哈欠，露出颗金牙，“有事下周来。”可我们绕到后院，见三个官吏正围着炭火盆煮肉，香味飘得老远。“人民监督协会就在隔壁，”其中一个瞥见我们，努了努嘴，“你们去问他们，啥都知道。”
那间挂着“人民监督协会”牌子的屋子，果然坐着七个人，穿得整整齐齐，见我们进来，异口同声地说：“阳建县一切安好，百姓安居乐业，官民同心同德。”赵铁锤突然掏出测谎仪，往其中一个手腕上一搭，仪器立刻“滴滴”尖叫。“你们是县太爷雇来的吧？”他盯着那人发抖的手指，“袖口的浆糊还没干呢，昨儿刚从戏班子借的衣裳？”
阳建县议事会的情形更让人窝火。三十八张太师椅摆得整整齐齐，坐着的不是乡绅就是富商，见我们进来，为首的捻着胡须：“你们是来考察的？我们阳建县的议事会，向来是‘精英治国’，那些泥腿子，懂啥？”可我们在街角的茶馆里，听见群挑夫在骂：“他们议的是‘怎么涨摊位费’，俺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少交两文钱’，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闽省文旅司查账时，赵铁锤发现张奇怪的发票：“古街修复用了五千斤桐油，可俺们去古街看，柱子还是潮的，根本没刷透。”他爬上棵老槐树，往文旅司后院瞅，果然见堆着十几桶桐油，封条上的日期是去年的，“这是要倒卖回南洋，一桶能赚三两银子。”
离开闽省时，周铁山的《监察法典》里又多了片枯叶——是从疆新自治省的草原上捡的。“那边的牧民说，草场划分不公，有的部落占了好地，有的连牛羊都喂不饱，可自治省议事会的代表，全是大部落的头人。”他把枯叶夹在“民族平等”那章，“马克思主义讲人人平等，可不是说说的。”
往北冰洋省去的路上，我们在龙江省换了辆马车，赶车的是个老矿工，手上的茧子比核桃还硬。“朱棣大人是个干实事的，”他往炉子里添了块煤，火星溅在靴底，“煤矿的通风设备换了新的，可工人宿舍不够，三十个人挤一间，冬天冻得直哆嗦。”
到了煤矿，朱棣果然在井口等着，棉袍上沾着煤渣，见我们来，往手里呵了口白气：“陛下，新设备试运行良好，瓦斯浓度稳定在0.3%以下。”但在工人宿舍，我们发现二十个人挤在十平米的土坯房里，墙角堆着发霉的被褥。“臣正催工部拨款，”朱棣的耳根发红，“可他们说‘先紧着皇家建设集团的项目’。”
我们跟着他去了皇家建设集团的工地，离煤矿不远，正盖着栋气派的楼。“这是给北冰洋省布政司官员盖的‘周转房’，”个监工见我们穿着普通，没好气地说，“用的全是上等钢筋，比矿工宿舍的木料结实十倍。”赵铁锤用测厚仪量了量，突然骂出声：“这钢筋的标号不对，看着粗，里头全是渣，还不如矿工宿舍的木料靠谱！”
从北冰洋省往南云省去时，已是腊月，我们在驿站换乘时，见群读书人围着块告示牌骂。“花省学司又在搞鬼，”个戴方巾的年轻人指着上面，“南云省的科举名额，被他们挪给花省的士绅子弟了，说俺们‘文风不盛’，可谁不知道，他们的子弟连《论语》都背不全！”
在南云省藏西自治省，我们见到更荒唐的——大明科学院的支院建在半山腰，看着像座宫殿，可里面的仪器全是旧的，研究员们正用算盘算数据。“拨的科研经费，被学司拿去盖楼了，”个戴眼镜的老者叹着气，“说是‘先有门面，再有成果’，可没有好仪器，啥成果都出不来。”
巡访至洪冥洲总督省时，南半球正值盛夏，土着部落的长老领着我们看他们的种植园。“大明的官老爷说要‘开发’，”他指着片被推土机碾平的雨林，“其实是想挖下面的金矿，俺们的抗议信，递到总督府就没下文了。”他给我们看封皱巴巴的回信，落款是洪冥省布政使，字迹潦草：“蛮夷之地，岂懂开发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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