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六年深秋，京北市的银杏叶已落满全国议事会事务院的回廊，金黄的叶子被秋风卷着，在青石板上打着旋儿，像无数个不安的漩涡，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檐下的风铃蒙着层薄霜，每一声晃动都带着沉甸甸的凉意，不再是春日的清脆，倒像钝器敲在心上，沉闷而压抑，仿佛在为远方某个被掩盖的罪恶预警。清晨七点，晨光刚爬上回廊的朱漆柱，我的办公桌上就多了一份加密急件，牛皮纸信封边缘磨得发毛，右上角印着“刑部特级密报”的火漆印章，暗红的蜡印上刻着交叉的法槌与利剑，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拆开信封时，指尖不小心被粗糙的纸边划了道细痕，渗出的血珠滴在报告首页，与纸上未干的泪痕混在一起。报告的字迹潦草而急促，显然是连夜写就，墨水在纸页上晕开了好几处：“议事长：据刑部驻花省刑司急报，花省千花村及周边乡镇近半年内发生多起拐卖儿童、妇女案件，经初步核实，失踪儿童7名（年龄3至12岁）、妇女5名（年龄19至42岁），疑似存在有组织犯罪团伙。受害者家属近三个月内多次向当地刑司报案，均以‘证据不足’‘等待排查’为由未立案，部分家庭已举家离乡寻亲，村中老人小孩人心惶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附页上是失踪者的照片，塑封的纸片边缘微微卷曲。最上面是个3岁的男童，穿着黄色小熊外套，手里举着半块饼干，眼睛笑得眯成了缝；旁边是位抱着婴儿的妇女，碎花头巾遮着半张脸，露出的眼睛里满是温柔；还有个12岁的女孩，扎着马尾辫，校服上别着“三好学生”的徽章……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模糊却真实的笑容，与报告里冰冷的“失踪”二字形成刺目的对比，像针一样扎进眼里。
通讯器几乎同时尖锐地响起，打破了清晨的寂静。是刑部尚书老李的声音，带着他任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急促，甚至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议事长，您看到密报了吗？花省刑司刚刚将详细案情同步到刑部指挥中心，千花村的案子不是孤立的，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有位上周侥幸逃脱的妇女在医院里说，她们被关在深山的地窖里，铁链锁着脚踝，每天只给一碗稀粥，像牲口一样被人贩子挑挑拣拣，说‘哪个听话就卖给好人家，不听话就打断腿’……”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像坠入深秋的冰湖。千花村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那是花省有名的“花卉之乡”，以种植牡丹、山茶、杜鹃等千种花卉闻名，去年我还在文旅司的简报上见过那里的“千花节”盛况——漫山遍野的鲜花里，村民们载歌载舞，孩子们追着蝴蝶跑，一派安宁祥和。可谁能想到，在鲜花掩映的村庄里，竟藏着如此肮脏、如此残酷的罪恶。“立刻通知全国议事会百姓代表，十分钟后在一号议事厅召开紧急会议！”我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大衣，纽扣扣得太急，差点扯掉线头，“同时告诉刑部指挥中心，立即启动重大刑事案件应急预案，我要在会议上听到具体的初步侦查方案，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赶到一号议事厅时，代表们已陆续到场，往日会前的谈笑声消失无踪，连呼吸声都放轻了。长条木桌上的茶杯没人动，热气袅袅升起又迅速消散，像每个人心头悬着的焦虑。老李捧着厚厚的卷宗站在台前，投影仪的光束在白墙上投下失踪者的信息，照片一张张闪过，厅里的空气越来越凝重。“失踪儿童最小的仅3岁，名叫小宝，是千花村村民张某的独子，三个月前在村口玩耍时被两名蒙面男子强行掳走，目击者称作案者驾驶一辆无牌白色面包车，车窗贴着深色膜，作案后沿山路快速消失。”老李的声音沙哑，指着地图上的红圈，“失踪妇女多为独居或赶集时失联，其中两名是刚嫁入千花村的外地媳妇，还有三名是邻村的独居老人女儿。”
“为什么报案无果？！”闽省代表猛地拍了下桌子，木桌发出沉闷的响声，他的脸因愤怒而涨红，“7名儿童、5名妇女失踪，这不是丢了只鸡、少了只鸭，是活生生的人！当地刑司在干什么？他们的职责是保护百姓，不是让百姓求助无门！”
花省代表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他站起身，双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泛白：“千花村地处山区，下辖8个自然村，分布在海拔300至800米的山坡上，监控覆盖率不足30%，很多小路连信号都没有。村民多为老人和儿童，年轻人外出务工，防范意识弱；之前报案时，受害者家属提供的线索零散，有的说‘没看清车牌’，有的说‘人贩子戴口罩’，当地刑司便按普通失踪案登记，直到上周一位被拐妇女逃回来，带着满身伤痕说清了被关押的细节，才发现这些案子的关联性……”
“够了！”我打断他，指尖划过照片上那个3岁男童的笑脸，指腹能感受到塑封纸的冰凉，“百姓把我们当靠山，把刑司当青天，可孩子被拐、妇女被掳，他们跑断了腿报案，得到的却是‘证据不足’！这不仅是犯罪团伙的罪恶，更是对民心的践踏！”我转向老李，目光锐利如刀，“刑部的初步方案是什么？需要议事会协调什么资源，尽管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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