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县的冬日，难得露出了几分稀薄的暖阳。自段达围剿以来便断了许久的识字学堂，在这一日，于县衙旁一处闲置的偏院内，重新开了起来。
自那三位年迈的夫子在高鉴转战途中无奈离去后，这识字学堂便如同废弃的辎重，被搁置了下来。一来，形势紧迫如弦上之箭，全军上下精力都扑在严苛的军事训练与生死存亡上，无暇他顾；二来，寻个合适的夫子并非易事，乱世之中，识文断字、又能让高鉴放心的人凤毛麟角；三来，高鉴自己也承认，他内心深处有那么一丝“懒”。
然而，这一切在魏徵投入麾下后，悄然改变。
魏徵，字玄成，这位新晋的主簿（高鉴暂授其此职，总揽文书律令），以其特有的刚直、严谨乃至有些刻板的作风，迅速与高鉴麾下那群习惯了刀头舔血、直来直去的军官们，擦出了不大不小的火花。
矛盾并非源于原则性的对立，更多是源于两种截然不同“语言”体系的碰撞。
魏徵遵循法度，讲究规章，行文办事力求引经据典，条理清晰。一份关于军粮调配的文书，他需写明依据、数目、流程、责任人，字斟句酌。而送到韩景龙、刘苍邪等将领手中，往往换来眉头紧锁。刘苍邪曾拿着这样一份文书，找到高鉴，苦着脸道：“大统领，魏主簿这文章写得是花团锦簇，可俺老刘看了三遍，就看出‘要分粮’三个字，何时、何地、何人领取，看得俺头大如斗！”
反之，军官们的行事报告，在魏徵看来，简直是“不堪入目”。语句粗俚不通尚在其次，数字还好，但所写的字扭来扭去，甚至常有代笔错漏。一次，都尉刘苍邪写的建议，写着“前些时间***，希望***兵力”，魏徵看着这狗爬字，当即驳回，要求写清楚内容。刘苍邪气得在校场直跳脚，对同僚抱怨：“这魏主簿！看不清字就叫自己去说嘛，难道要俺老刘一个个去写得端端正正？有那功夫，我日常训练都结束了！”
类似这般龃龉，几日间已发生数起。魏徵觉得这群军汉粗鄙无文，难成大器；军官们则认为这新来的主簿吹毛求疵，碍手碍脚。
高鉴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了然。他深知，文武失和乃取乱之道。魏徵之才，在于经国理政，规划方略，而非与这些厮杀汉在细节上纠缠。而麾下这些军官，是自己起家的根本，勇则勇矣，若始终停留在“认个一二三”的水平，未来如何独当一面？如何理解更复杂的军令、舆图乃至治理地方？
这重启的识字学堂，便是他开出的药方。既是提升军官素养的长远之计，更是借此机会，让魏徵与将领们有一个相对平和、固定的交流场所，潜移默化，消弭隔阂。他亲自点名，让魏徵担任这学堂的夫子。
军令一下，校尉及以上军官，除非有紧急军务，否则必须每日下午未时一个时辰，来此听课认字。消息传出，军营里一片哀鸿。对顾陆离、赵鸿永这些宁愿在校场操练到脱力，也不愿面对笔墨纸砚的悍将而言，这简直比挨军棍还难受。
开学第一日，偏院内气氛诡异。十几条军中汉子，扭扭捏捏地坐在矮凳上，身前摆着粗糙的木板充作书案，上面放着笔墨。他们身上煞气未褪，与这方寸书卷之地格格不入。魏徵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袍，面容清癯，肃然立于前方，目光扫过下面这些“学生”，眉头微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今日，暂不讲圣贤大道，亦不习繁复律令。”魏徵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天然的严肃，“只学些常用字词，关乎军令传达，关乎文书往来，关乎日后尔等可能需独自处理的庶务。”
他转身，在身后一块涂了黑漆的木板上，用白泥笔写下第一个字——“令”。
“此字，为‘令’。军令如山之‘令’。”魏徵指着字，解释道，“上为‘集’，下为‘卩’（符节），意为集合众人，发布符命。军中无戏言，令出必行。”
他讲解得清晰，奈何下面听众，心思各异。韩景龙、刘苍邪等年纪稍长、性子沉稳的，尚能努力集中精神，跟着比划。而如顾陆离、赵鸿永这般年轻气盛、耐不住性子的，则已有些坐立不安。
魏徵目光如炬，岂能察觉不到？他点到赵鸿永：“赵校尉，你且起来，将此字写一遍，并言其意。”
赵鸿永猝不及防，猛地站起，身后的板凳顿时掀翻在地。他挠了挠头，走上前，抓起那支对他而言细如竹签的毛笔，如同握着根烧火棍，笨拙地蘸了墨，在白纸上狠狠一划，墨团瞬间晕开一大片，那“令”字写得歪歪扭扭，仿佛醉汉蹒跚。
下面传来几声压抑的低笑。赵鸿永脸涨得通红，梗着脖子道：“先生，这……这就是‘令’！就是上头说话，下头听着！”
魏徵面无表情，看着那团墨渍和不成形的字，淡淡道：“形似鬼画符，意解如村夫。若军令文书皆如此，与儿戏何异？回去坐下，课后将此字抄写五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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