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讼的尘埃尚未落定，一阵来自海外的咸风，又将南京城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纠纷之中。这一次，争议的焦点越过了帝国的疆界，直指新兴的国际贸易秩序与司法管辖权。这便是“外洋之讼”。
事起于一起看似普通的商业契约纠纷，但涉事双方却极不普通。原告方是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德伦阁下。他指控与其合作的大明商人郑海龙（沈万三商会下的重要海商之一），在交付一批运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瓷器与丝绸时，以次充好，且数量严重短缺，违背了双方在白纸黑字上签押的契约。范·德伦要求郑海龙依据契约赔偿巨额损失，并威胁要将此事诉诸于……位于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法庭。
“荒谬！天大的荒谬！”郑海龙在商会内气得脸色铁青，对着沈万三和一众同仁挥舞着那份用荷兰文与汉文双语写就的契约，“这红毛鬼欺人太甚！海上风浪颠簸，瓷器的些微破损在所难免！丝绸受潮，色泽略暗，也是常事！他竟要按完好无损的价格索赔？还要去他那蛮夷之地的什么公司法庭理论？这是我大明的子民，在大明的土地上做的买卖，凭什么要听他那海外蛮法的裁决？！”
郑海龙的态度，代表了此时绝大多数大明商贾乃至官员的普遍认知：天朝上国，律法自成体系，岂容外夷置喙？更何况是在大明的领土之上。
然而，范·德伦及其背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却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基于契约和强势武力的国际贸易规则。他们拥有着此时世界上堪称精密和强势的商业法律体系，以及遍布全球的商站和舰队作为后盾。范·德伦态度强硬，不仅向南京官府提起了诉讼，还通过公司渠道，向大明朝廷递交了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公正处理”，并暗示若处理不当，将影响乃至中断与大明未来的贸易。
此事瞬间在南京掀起了轩然大波。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守俊等人，对此事的反应复杂而微妙。一方面，他们骨子里鄙夷“红毛夷人”，对其试图将夷法凌驾于大明律之上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他们又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攻击议会和格物院所倡导的“新法”以及海外通商政策的绝佳机会。
“陛下！此乃夷狄窥伺中华之渐也！”李守俊在朝会上痛心疾首，“彼等夷商，不仅挟奇技淫巧而来，今更欲以其蛮夷之法，乱我华夏司法！若此例一开，则将来我大明商民与夷人纠纷，莫非皆要依从那海外荒诞之律条？我天朝体统，威严何在？！此皆近年来一味鼓吹海贸、妄改祖制所招致之恶果！”
他们将此事与开海禁、设海关、立《商律》等新政紧密联系起来，斥责议会“引狼入室”，将外部纠纷归咎于内部变革。
议会内部，支持海外贸易和法治建设的议员们也感到了棘手。他们意识到，这已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而是两种法律体系、两种世界秩序的碰撞。若简单依据《大明商律》和“属地管辖”原则强行判决，恐引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激烈反应，影响巨大的海外利益；若对夷人的要求有所让步，则又恐损害国家司法主权，引发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
压力集中到了受理此案的南京刑部和议会司法委员会身上。
荷兰东印度公司聘请了精通汉话、甚至略通大明律的传教士作为讼师，在堂上引经据典（指其公司律法），强调契约的神圣性。而郑海龙则坚持“天朝律法至上”，认为海上风险乃“天意”，不应由货主承担全部责任。
庭审僵持不下。范·德伦甚至私下放出风声，称若大明官府不能“公正”裁决，东印度公司的舰队或许会“拜访”大明的某些海外藩属乃至沿海口岸，以“保护”其商业利益。这是赤裸裸的武力威胁。
消息传开，南京城内群情激愤。士子们撰文疾呼“夷狄畏威而不怀德”，要求朝廷展示强硬姿态。商人们则分化成两派，一派如郑海龙般主张强硬，另一派则担心贸易中断，损失惨重，希望朝廷能稳妥处理。
面对如此复杂的内外压力，林川深知，此事关乎国格、商利与未来的海洋战略。他召集了徐承烈、沈万三、顾炎成、王贞仪及议会核心成员进行密议。
“此事，避无可避，亦不可意气用事。”林川沉声道，“夷人之强势，在于船坚炮利，亦在于其商法之严密。我等的应对，需刚柔并济，既要维护国体司法之独立，亦需让夷人知我大明非可欺之辈，更需借此完善我自身之不足。”
他定下了几项策略：
第一，由徐承烈暗中调派新式水师战舰，在长江口及东南沿海进行“例行巡航演练”，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展示大明并非没有海上力量，对其武力威胁进行无声而坚定的回应。
第二，指示议会司法委员会与刑部，依据《大明商律·契约篇》的基本原则，并参考古今中外的海事惯例，对案件进行独立、公正的审理。重点在于查明事实：瓷器破损、丝绸受潮的程度是否在合理风险范围内？数量短缺是否确凿？要求双方提供详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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