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半月，波澜再起。
这一次，问题出在了军需后勤上。
北疆驻军庞大，粮秣、被服、饷银、军械损耗，每一项都是天文数字。虽然朝廷有三司拨付，但运输损耗、战时应急、以及一些特殊的开支（如犒赏、抚恤、情报费用等），使得北疆的军费账目极其复杂。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战事，杨延昭被授予了一定的便宜行事之权，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先行支用，事后报备。
张耆在仔细核查了近三年的军费账目后，向杨延昭提交了一份公文。公文措辞依旧恭敬，先是充分肯定了北疆军务繁重、开支浩大是客观事实，也理解太尉便宜行权的必要性。但接着，他指出了几处“存疑”之处：
其一，去年秋季，为应对辽军可能的异动，杨延昭下令提前采购了一批过冬的皮裘和燃料，数量巨大，但最终辽军并未大规模入侵，这批物资有部分积压，其采购价格似乎略高于当时市价。
其二，莫州之战前后，为激励士气、救治伤员，有一笔数额不小的特别开支，用于购买药材、酒肉及额外赏赐，其具体使用明细，部分批次记录不够清晰。
其三，宣抚使司麾下有一支直接听命于杨延昭的“探事马”，人员精干，耗费不菲，但其具体人员编制、活动经费及成果汇报，在账目上体现得较为模糊。
张耆在公文最后表示，这些“存疑”或许皆有合理解释，但为了“完善度支，以塞众口”，避免朝中再有非议，恳请杨延昭能提供更详细的说明文件及辅助证据，以便他“据实回禀枢密院及三司”。
这份公文，如同一把包裹着丝绸的软刀子，刀刀都砍在北疆军政体系最敏感、也最难完全透明公开的地方。采购差价，可以解释为战时紧急加价；特别开支明细不清，是因为有些赏赐和花费无法完全记录在案（比如对某些线人的赏赐）；而“探事马”更是涉及军情机密，其人员和活动岂能完全公开？
张耆没有直接指责杨延昭贪墨或滥用职权，他只是“依律核查”，要求“完善手续”。但谁都明白，如果杨延昭无法提供让他“满意”的解释，这些“存疑”点被汇总起来，送到汴梁王钦若等人的手中，会引发怎样的风暴。
“他这是要查我们的底细，从根子上找麻烦！”焦赞得知后，气得直拍桌子，“那批皮裘，要不是提前买了，去年冬天儿郎们就要挨冻！探事马的兄弟，哪个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做事，他们的行踪能随便记录在案吗？”
杨延昭坐在案后，手指轻轻点着那份公文，目光幽深。张耆的出手，比他预想的更快，也更准。此人果然不简单，不像周怀政那样莽撞攻击，而是选择这种看似合规合法、实则极其刁钻的角度，慢慢渗透，细细切割。
“他要明细，就给他明细。”杨延昭沉默良久，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采购皮裘一事，将当时所有接洽的商人、签订的契约、市面价格的调查记录，全部整理出来。特别开支，能说清楚的，列出详细清单；不便明说的，由我亲自具折，向陛下密奏说明。至于探事马……”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锐利：“其存在及必要性，我可向张制置使做口头说明，但其具体编制、经费及活动，涉及军国机密，按律无需向制置副使衙门详细报备。若他坚持，可请他直接上奏陛下或枢密院，请求明确职权范围。”
这是一种有限度的合作和明确的反击。该提供的、能提供的，绝不隐瞒。但不能提供的、涉及核心机密的，则坚决守住底线，并将皮球踢回给朝廷，试探官家和枢密院的真正态度。
命令下达，整个宣抚使司再次高效运转起来，应对这场不见硝烟的查账风波。
而就在杨延昭全力应对张耆的“软刀子”时，来自西北的紧急军报，如同一声惊雷，再次打破了短暂的平静——西夏李德明，趁宋辽大战方息、宋廷注意力集中于北疆之际，突然集结重兵，猛攻宋夏边境的重镇，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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