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汪瀚身后一位神情专注的研究生站起身,他的提问也延续了其导师的风格,充满了对知识体系完整性的关切:“刘教授,我补充一点。我们注意到贵方的技术架构,大量依赖于‘掐丝珐琅’这类定制化硬件和特定工艺。这种高度特化的技术路径,在解决当前问题上效率卓着。但从国家资源优化和人才培养的角度看,这是否会使得知识体系过于‘碎片化’和‘场景绑定’?不利于形成标准化的、可迁移的技术模块?我们是否应该更早地引导一部分顶尖人才,去攻关那些更具通用性的、平台型的底层技术,哪怕它们短期内难以看到具体的‘钢水’和‘板材’?”
汪瀚微微点头,接过话头,提出了第二个,也是更核心的关切,关于“人才培养”与“学术生态”。
“这引出了我的第二个思考,或许更为根本。那便是我们顶尖大学,在服务国家战略时,应侧重于培养何种人才,营造何种学术生态?”他的目光扫过台下年轻的清华学子。
“清华的‘真刀真枪搞实践’,让学生深入车间,直面问题,培养出的工程师务实、能干,能迅速为国家创造价值,此乃巨大优势,北大亦当借鉴。”他首先再次肯定。
“然而,”汪瀚的语气带着一种长远的忧思,“我担心,如果我们的优秀学子过早、过深地陷入具体工程问题的‘汪洋大海’,是否会无形中压缩了他们进行系统性、前瞻性基础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是否会削弱了他们构建宏大理论框架的能力和野心?”
“一个国家强大的、自主的工业体系,不仅需要能解决‘今天’问题的卓越工程师,更需要能定义‘明天’技术范式的战略科学家和理论奠基人。”
他的声音不高,却振聋发聩:“后者往往需要长时间的静心思考,需要沉浸在抽象的数学世界和物理原理中,需要耐得住寂寞,去探索那些暂时看不到直接应用、却可能决定未来数十年技术走向的‘无用之学’。”
“我的问题是,”他看向王副校长和刘星海教授,眼神清澈而恳切,“在我们如此强调‘产学研结合’,强调‘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今天,我们顶尖学府,应该如何平衡‘解决当下需求’与‘孕育未来突破’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在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和价值导向上,为后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和崇高的地位?我们是否有可能,在热火朝天的实践基地旁边,也建立起同样强大的、专注于攻克工业‘母问题’的理论高地?”
汪瀚教授是站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哲学的高度,提出了深沉的叩问。他的担忧源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责任感,他的质疑出自对学问本身的纯粹尊重。
会场陷入了更深的思考。
这不仅是一场技术发布会,更像是一场关于中国工业科技未来走向的高层论坛。
面对这直指核心的、充满家国情怀的提问,刘星海教授的神色也变得更加庄重。
他沉默片刻,仿佛在咀嚼每一个字的重量,然后缓缓开口:“汪瀚教授,您提出的问题,深刻,沉重,且无法回避。感谢您以纯粹的学术良知和国家责任感,为我们敲响这警钟。”他首先表达了最高的敬意。
“您关于理论基础与人才培养的忧虑,我完全赞同,并且感同身受。”刘星海坦诚道,“我们目前的做法,某种意义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优先选择。国家急需,封锁严峻,我们必须先解决‘有无’,先让机器转起来,先让人才能顶上去。”
“但是,‘不得已’不能成为‘长久之计’。”刘星海话锋坚定起来,“您说得对,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的技术大厦终究是脆弱的;没有能够仰望星空的战略科学家,我们的工业发展将缺乏持续的动力。因此,在二期课题中,我们特别强化了前瞻性与基础研究板块,其目的,就是在解决‘今天’问题的同时,为‘明天’播下种子。”
他看向台下年轻的学生们:“至于人才培养,我们追求的,并非是培养只会动手的‘匠人’,而是希望他们‘上手快’,同时‘后劲足’。实践,是最好的课堂,它能提出理论课堂上无法提出的真问题。我们鼓励学生在解决具体工程难题时,追溯其理论根源,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创新。这或许是一条更艰难的路,但一旦走通,他们将成为既懂实践、又明理论的‘将帅之才’。”
最后,刘星海教授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汪教授,我相信,‘实践驱动’与‘理论引领’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滋养、螺旋上升的。清华与北大,各有传统,各具优势。或许,未来我们两校可以探索更深入的合作。北大的深厚理论根基,与清华的工程实践平台相结合,共同为国家培养既能‘脚踏实地’、又能‘仰望星空’的栋梁之材,共同构建您所期望的、既解决当下问题、又引领未来发展的完整创新体系。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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