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风卷着碎雪粒子,狠狠砸在人民大学校门的铜狮上,白母柳安宁踩着及膝的驼色长靴。
裙摆扫过积雪时溅起细碎的白,手里紧紧攥着的牛皮纸袋里,装着杨晚栀四年大学的成绩单——红色的缺课记录像爬满纸页的荆棘。
从大一的“军事理论缺课8节”到大三的“刑法总论缺课12节”,几乎要把“法学系2025级杨晚栀”这个名字压得褪色。
她站在行政楼前整理了一下丝巾,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门把时。
脑子里闪过白书妍昨晚趴在沙发上叹气的模样:“妈,晚栀说她前几个学期没去上几节课,系里已经发了第三次预警了,说再这样连毕业论文答辩资格都没有。”
当时客厅的落地灯把白书妍的影子拉得很长,柳安宁看着茶几上杨晚栀泡的冷掉的柠檬茶。
忽然想起三年前见这姑娘的样子——高考放榜那天,白书妍和杨晚栀几人得意洋洋的拿着各自的成绩happy,站在一中门口,眼底亮得像淬了光。
再到现如今,这个不知道具体经历了什么的女孩,曾经那么活泼的女孩,如今变得沉默寡言多了,至少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
高考后不久,柳安宁知道,杨家倒了。
这个曾经在帝京商圈能和白家分庭抗礼的家族,在杨晚栀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被一场精心布下的资本局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股票断崖式下跌,合作方集体撤资,工厂连夜被查封,最后只剩下一堆等着清算的债务和被顾明夜接手的股权。
没人知道顾明夜为什么要接这个烂摊子,毕竟当时的杨家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直到后来柳安宁偶然在酒会听人说,顾明夜那小子对杨家那个肆意张扬的大小姐,绝对有意思。
行政楼三楼的会议室里,暖气开得很足。
法学系主任推了推眼镜,把杨晚栀的成绩单推到柳安宁面前:“柳总,不是我们不通融,您看这缺课时长——从大一到现在来累计缺了621课时,按学校规定,缺课超过总课时三分之一就没有毕业资格,更别说她的绩点早就跌破了毕业线。”
旁边的教务处处长跟着点头,手里的笔在纸上敲得哒哒响:“我们已经给过她两次补修机会了,信息都发过去了,可她要么不来考试,要么考了也不及格,这次系里已经把劝退报告递到校长办公室了。”
柳安宁端起面前的玻璃杯,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却没喝一口水。
她做了二十年企业谈判,从最初跟着丈夫跑建材市场,到后来独当一面谈下上亿的合作,还从没像现在这样紧张——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意,是为了那个总把“我没事”挂在嘴边的姑娘。
杨晚栀住在白家这几个月,从来没提过杨家的事,她总会在柳安宁加班晚归时留一盏玄关的灯,会在看到新闻里提“杨家旧部”时,悄悄把电视调到别的频道。
“李主任,王处长,”柳安宁放下杯子,声音比平时沉了些,“晚栀缺课的原因,你们或许不清楚。
你们也知道杨家的处境,这么大一次的联合做局,给杨家的每一个人都造成了打击性的毁灭”她顿了顿,想起杨晚栀冬天在阳台打电话时冻红的耳朵,“她去法律援助中心做义工,每天要接十几个咨询电话,还要跑法院帮农民工讨薪,那些缺的课,不是她故意逃的。而她,也用自己的方式来弥补 ”
会议室里静了下来,只有暖气管道里的水流声嗡嗡作响。
系主任看着柳安宁递过来的材料——有医院的陪护证明,有法律援助中心的感谢信,还有几张杨晚栀帮农民工递交材料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羽绒服,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却笑得很亮。
“可规定就是规定,”教务处处长叹了口气,“就算理由再充分,缺课和绩点是实打实的问题,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学生破了例。”
“我不是要你们破例,”柳安宁往前倾了倾身子,眼神里带着谈判时特有的坚定,“我知道学校难办,所以我有个提议——晚栀现在是大四,距离毕业还有五个月。她的问题出在缺课和绩点,但法学系的学生,最终要走向实务,与其看成绩单,不如看她能不能用法律解决问题。”
这话让系主任愣了一下,推眼镜的动作停在半空:“柳总,您想说什么?”
“免掉她的绩点和学分考核,”柳安宁一字一句地说,声音清晰而有力,“但要求她在毕业前考出法律职业资格证——也就是律师证,并且独立打赢三场真实的官司,民事、刑事都算,只要有法院的生效判决书。
如果她能做到,就按正常学生给她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如果做不到,那时候再谈劝退,我绝无二话。”
会议室里陷入了更长的沉默。系主任和教务处处长对视一眼,又低头翻了翻杨晚栀的档案——高考帝京省前五十名,补考的摸底考试是法学系第一,就连缺课最多的刑法总论,第一次随堂测验也是96分。这个学生,从来不是笨,只是被生活绊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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