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风卷着碎雪粒子，狠狠砸在人民大学校门的铜狮上，白母柳安宁踩着及膝的驼色长靴。
裙摆扫过积雪时溅起细碎的白，手里紧紧攥着的牛皮纸袋里，装着杨晚栀四年大学的成绩单——红色的缺课记录像爬满纸页的荆棘。
从大一的“军事理论缺课8节”到大三的“刑法总论缺课12节”，几乎要把“法学系2025级杨晚栀”这个名字压得褪色。
她站在行政楼前整理了一下丝巾，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门把时。
脑子里闪过白书妍昨晚趴在沙发上叹气的模样：“妈，晚栀说她前几个学期没去上几节课，系里已经发了第三次预警了，说再这样连毕业论文答辩资格都没有。”
当时客厅的落地灯把白书妍的影子拉得很长，柳安宁看着茶几上杨晚栀泡的冷掉的柠檬茶。
忽然想起三年前见这姑娘的样子——高考放榜那天，白书妍和杨晚栀几人得意洋洋的拿着各自的成绩happy，站在一中门口，眼底亮得像淬了光。
再到现如今，这个不知道具体经历了什么的女孩，曾经那么活泼的女孩，如今变得沉默寡言多了，至少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
高考后不久，柳安宁知道，杨家倒了。
这个曾经在帝京商圈能和白家分庭抗礼的家族，在杨晚栀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被一场精心布下的资本局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股票断崖式下跌，合作方集体撤资，工厂连夜被查封，最后只剩下一堆等着清算的债务和被顾明夜接手的股权。
没人知道顾明夜为什么要接这个烂摊子，毕竟当时的杨家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直到后来柳安宁偶然在酒会听人说，顾明夜那小子对杨家那个肆意张扬的大小姐，绝对有意思。
行政楼三楼的会议室里，暖气开得很足。
法学系主任推了推眼镜，把杨晚栀的成绩单推到柳安宁面前：“柳总，不是我们不通融，您看这缺课时长——从大一到现在来累计缺了621课时，按学校规定，缺课超过总课时三分之一就没有毕业资格，更别说她的绩点早就跌破了毕业线。”
旁边的教务处处长跟着点头，手里的笔在纸上敲得哒哒响：“我们已经给过她两次补修机会了，信息都发过去了，可她要么不来考试，要么考了也不及格，这次系里已经把劝退报告递到校长办公室了。”
柳安宁端起面前的玻璃杯，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却没喝一口水。
她做了二十年企业谈判，从最初跟着丈夫跑建材市场，到后来独当一面谈下上亿的合作，还从没像现在这样紧张——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意，是为了那个总把“我没事”挂在嘴边的姑娘。
杨晚栀住在白家这几个月，从来没提过杨家的事，她总会在柳安宁加班晚归时留一盏玄关的灯，会在看到新闻里提“杨家旧部”时，悄悄把电视调到别的频道。
“李主任，王处长，”柳安宁放下杯子，声音比平时沉了些，“晚栀缺课的原因，你们或许不清楚。
你们也知道杨家的处境，这么大一次的联合做局，给杨家的每一个人都造成了打击性的毁灭”她顿了顿，想起杨晚栀冬天在阳台打电话时冻红的耳朵，“她去法律援助中心做义工，每天要接十几个咨询电话，还要跑法院帮农民工讨薪，那些缺的课，不是她故意逃的。而她，也用自己的方式来弥补 ”
会议室里静了下来，只有暖气管道里的水流声嗡嗡作响。
系主任看着柳安宁递过来的材料——有医院的陪护证明，有法律援助中心的感谢信，还有几张杨晚栀帮农民工递交材料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羽绒服，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却笑得很亮。
“可规定就是规定，”教务处处长叹了口气，“就算理由再充分，缺课和绩点是实打实的问题，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学生破了例。”
“我不是要你们破例，”柳安宁往前倾了倾身子，眼神里带着谈判时特有的坚定，“我知道学校难办，所以我有个提议——晚栀现在是大四，距离毕业还有五个月。她的问题出在缺课和绩点，但法学系的学生，最终要走向实务，与其看成绩单，不如看她能不能用法律解决问题。”
这话让系主任愣了一下，推眼镜的动作停在半空：“柳总，您想说什么？”
“免掉她的绩点和学分考核，”柳安宁一字一句地说，声音清晰而有力，“但要求她在毕业前考出法律职业资格证——也就是律师证，并且独立打赢三场真实的官司，民事、刑事都算，只要有法院的生效判决书。
如果她能做到，就按正常学生给她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如果做不到，那时候再谈劝退，我绝无二话。”
会议室里陷入了更长的沉默。系主任和教务处处长对视一眼，又低头翻了翻杨晚栀的档案——高考帝京省前五十名，补考的摸底考试是法学系第一，就连缺课最多的刑法总论，第一次随堂测验也是96分。这个学生，从来不是笨，只是被生活绊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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