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退了，留下满地泥泞和一股子河底淤泥特有的腥气。
我们“金锣班”跟着逃难的人群，跌跌撞撞，总算在天黑前，瞧见了山坳里那个影影绰绰的村子。
村子静得出奇，连声狗叫都听不见。
土坯房子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大多没了屋顶，黑洞洞的窗口像没了眼珠的骷髅头，呆滞地望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
只有村口那棵半枯的老槐树下，还杵着几间勉强算完整的屋子。
“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明天再找路。”
班主老金哑着嗓子说，他脸上混着泥水和疲惫，早没了平日里的精神头。
我们这戏班子，七八个人，拉弦的，敲鼓的，唱旦的，演丑的，加上我这个小徒弟“豆子”，都是靠走乡串镇，混口饭吃。
可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水，冲垮了堤坝，也冲垮了我们原本就勉强糊口的营生。
值钱的行头、家伙事儿，丢的丢，泡的泡，就剩下几件贴身带着的乐器，和一身湿了干、干了又湿的衣裳。
推开那间最大的、像是祠堂的屋门，一股陈年灰尘和木头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
屋里空荡荡的，只有正中央摆着个破旧的供桌，上面没有牌位，只放着一面蒙尘的铜锣，旁边还有几根烧剩的红色蜡烛头。
“嘿，这穷乡僻壤的，还有面锣？”
打鼓的刘三爷眼睛一亮，伸手想去拿。
“别动！”
老金猛地喝止，声音带着一种我们从未听过的严厉。
他死死盯着那面锣，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有些发青。
“这地方……有点邪性。都警醒着点，别乱碰东西！”
我们噤若寒蝉，各自找了个角落，瘫坐下来。
饥饿和寒冷像两条毒蛇，缠绕着每一个人。
从昨天到现在，粒米未进，只有浑浊的河水勉强润了润冒烟的嗓子。
夜深了，外面起了风，刮过空屋破窗，发出呜呜咽咽的声响，像无数冤魂在哭。
我蜷缩在供桌底下，又冷又饿，根本睡不着。
迷迷糊糊间，似乎听到了一阵极其细微、若有若无的锣鼓点儿。
那调子很怪，不是我们常唱的任何一个戏码，悠扬，却又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阴冷，钻得人耳朵眼儿发凉。
我竖起耳朵再听，那声音又没了，只有风声。
第二天天亮，情况更糟了。
几个师哥师姐开始发低烧，嘴唇干裂起皮。
我们翻遍了随身的小包袱，连块能垫肚子的干粮渣都找不到。
大水把一切都带走了。
“得找点吃的……不然，都得折在这儿。”
唱武生的铁山哥哑着嗓子说，他靠着墙，脸色蜡黄。
可这鬼村子，荒废得连只老鼠都看不到，上哪儿找吃的？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寡言、盯着那面铜锣发呆的老金，忽然开口了，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或许……有个法子。”
我们都看向他。
“昨夜……我好像，听到请戏的调子了。”
他慢慢地说，眼神有些飘忽，
“这村子，怕是有‘东西’想听戏。”
“东西？”花旦玉娥姐声音发颤，“班主，您是说……”
“甭管是什么！”
老金猛地打断她，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
“是神是鬼，都得试试！咱们是戏子，唱戏就是本分！人家点了戏，咱们就唱！唱好了，说不定……就有赏！”
“赏？”
刘三爷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这地方，能有什么赏？”
“总比饿死强！”
老金低吼一声，挣扎着站起来，走到供桌前，犹豫了片刻，还是伸手，极其郑重地拂去了那面铜锣上的灰尘。
锣面黯哑，映不出人影。
“收拾家伙！”
老金转过身，脸上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今晚，就在这祠堂里，开锣！”
没有行头，没有妆面，甚至没有足够的力气。
但我们还是强撑着，在祠堂中央清出一小块地方。
刘三爷抱着他那面侥幸没丢的小鼓，拉弦的孙瞎子摸索着调试他那把潮了音的胡琴。
玉娥姐和铁山哥互相搀扶着站定。
老金深吸一口气，拿起供桌上的锣槌。
“咚——”
一声沉闷的锣响，在空旷破败的祠堂里回荡，震得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
没有喝彩，没有叫好。
祠堂里只有我们几个活人粗重的喘息声，和门外呜咽的风声。
戏，就这么开场了。
唱的是最拿手的《夜奔》。
铁山哥的嗓子哑了，身段也软了，但那股子落魄英雄的悲愤，反倒契合了此刻的心境。
玉娥姐的唱腔带着病弱的颤抖，更添几分凄婉。胡琴声嘶哑，鼓点零落。
我们唱得投入，或者说，是被饥饿和绝望逼得投入。
渐渐地，一种奇怪的氛围弥漫开来。祠堂里的温度好像更低了，空气也变得粘稠。
那破败的、布满蛛网的房梁，那黑洞洞的门口窗外，仿佛挤满了看不见的“观众”，正静静地、贪婪地汲取着这活人的声息，这残存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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