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在那深秋的萧瑟时节，南三河仿佛被天公无情地泼洒了一把灰蒙蒙的锅灰，天地间笼罩着一片阴沉的色彩。
水流缓缓地沿着河道蜿蜒流淌，裹挟着枯黄的芦苇、腐烂的菱角叶，以及那些在寒冬中冻死的白条鱼，像是被无声的哀歌所笼罩。
微风从西北方向吹来，带着湖底深藏的寒意，卷起阵阵刺骨的冷气，犹如锋利的小刀在脸颊上划过，割得人颧骨发红、疼痛难忍。
那寒风渗入破旧的棉袄领口，顺着脊梁骨一路往下钻，令人忍不住浑身颤抖，寒意如潮水般席卷全身。
然而，姬永海此刻却浑然不觉寒冷，他的双眼炯炯有神，手中紧握着刚在公社供销社用攒了半年的牙膏皮换来的两挂鞭炮。（姬永海家距福缘集不到半里路，他经常在放学时间或周末在街后店旁捡废铜烂铁，牙膏皮等可回收废品到供销社回收店卖，换取零用钱）
那鞭炮，是他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节省换来的宝贝，是他对未来的一份希望，也是一份属于童年的纯真与勇敢。
姬永海，一个福缘大队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却早已在全校树立了“童年状元”的威名。
那年头，学校的规矩早已变得松散不堪，教室的门板被拆卸下来，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大字报的宣传栏。
老师们或许早已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方式，课程随心所欲，课堂全凭心情起伏。
唯有姬永海不同，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一切，课本上的课文只需念两遍便能背得滚瓜烂熟。
每次考试，他都能用那一支红钢笔圈出满满一页的“100”分，仿佛那是他用心血浇灌出来的荣誉花朵。
毕业典礼那天，校长总会把他推到操场边的土台子上，让他代表全校发言。
他站在那块土台上，望着台下黑压压的脑袋，嗓门高亢响亮，仿佛要用声音穿透寒风：
“我们是新时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要让红旗飘扬在南三河的每一寸土地上！”
底下的掌声如雷，惊飞了槐树上的麻雀，连五年级的大孩子们都要对他投去敬佩的目光。
他是班长，胳膊上戴着用红绸子做成的“三道杠”，走路时胸膛挺得笔直。
身后总跟着一串“跟屁虫”——田慧法紧紧攥着他的衣角，庞四十扛着他的书包，姬忠连则不时替他挡开迎面而来的土坷垃。
这一切，仿佛让他成为了带领一众伙伴们的小司令，威风凛凛，英气逼人。
而南三河的土地，也在这片天地间划出了两块截然不同的天地。
桑庄小队的分家，就像一块完整的饼被硬生生地掰成了两半，碎屑纷飞，令人心生哀伤。
河东的土地肥沃得令人垂涎，土壤如油般流淌着金色的脂肪，种什么都能长得旺盛，收成也总是出乎意料的好。
而河西的小姬庄、田庄却守着那片涝洼地，土壤灰黑色，捏在手中像是散开的泥土。
过去是十年九不收，现在每年收获的希望总也是那么渺茫。
大人们为了分牛分犁，争得面红耳赤，连场院里的石碾子都被划出界线，像是要划出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孩子们也随之分成了两派，像两只咬架的狗，见面就龇牙咧嘴，仇视与敌意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
以姬永海为首的恒丰队的孩子们，组成了一支充满朝气的少年军团。
田慧法是他最忠心的跟班，那个胆小的孩子曾在一次上课时尿了裤子，是姬永海用自己那件夹袄为他挡住了羞辱，从此成为了他最信赖的“跟屁虫”。
庞四十，名字虽简单，却像一头刚长成的小牯牛，十岁就已臂如铁柱，打架时最是勇猛无比。
姬忠连，是姬永海的本家堂叔，脑子灵活，精明尖巧，总能想出些歪点子，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智囊”支持。
而在另一边，桑庄队的孩子们则由队长桑羲真的儿子桑二拐领衔。
这个名字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划破了他们之间的平静。
桑二拐走路一踮一踮的，仗着他父亲是队长，竟敢在孩子堆里横行霸道。
他身后跟着桑鼓者，那小子嗓门大得能掀翻屋顶，吵架从未输过。刁连宝和刁二平，是一对心眼多、善于背后使坏的兄弟；而刁三义，瘦高如一根晾衣杆，却是个狠角色，手段阴狠，令人闻风丧胆。
在没分队前，不管大人们关系如何，桑庄队的孩子们是友好且一致对外的，很少打架争吵现象发生。现在几乎天天甚至时刻准备战斗。
放学的路上，两个队的孩子们不曾少干些“勾当”。
今天你抢了我的弹弓，明天我藏了你的书包，后天就在田埂上摆开阵势，用土坷垃当“炮弹”，有时打得头破血流，血迹斑斑。
姬永海早已定下规矩：“要打就光明正大，不能偷偷摸摸，更不能骂人爹娘。”
张二拐点头应允，但暗地里总有人在搞鬼。
这一天的下午，姬永海带着弟兄们在南三河的河滩上“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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