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的早春，冰凌子尚未完全融化，南三河水边的小姬庄土坯房檐下，悬挂着几根半透明的冰棱，宛如悬挂的尖牙，滴答着浑浊的冰水，映出微弱的光晕。
那冰棱在晨光中泛着幽幽的蓝光，仿佛守护着这片贫瘠土地的寒冬余韵。
姬忠楜家的土墙被这湿气侵蚀得愈发深沉，呈现出一层乌青的色泽，仿佛一块沉甸甸的黑色宝石，沉重而黯淡。
屋内弥漫着一种难以散去的霉味，夹杂着草药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再加上屋里挤满了人和物，空气中充满了混杂的浊气，令人喘不过气来。
姬忠楜坐在那吱呀作响的破竹椅上，裤脚沾满了半干的黑泥，那是刚从秧田里拔出来的印记，沉甸甸地贴在皮肤上。
他的面容满布疲惫，像一头历经风霜的老黄牛，用那粗糙的手指轻轻捻着几颗干瘪的麦种，聚精会神地在油灯昏黄的光线中辨认着。
这些麦粒，仿佛藏着一家人的希望与命脉，眉头紧锁，拧成一个死疙瘩，仿佛那细小的颗粒中藏着春天的全部期盼。
灶膛里的火早已熄灭，只剩下一点暗红的余晖在灰烬中挣扎着，像一只垂死的火鸟，微弱而绝望。
昊文兰佝偻着身子，坐在灶门前的小板凳上，手边放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里面盛着黑乎乎的药汤，只喝了小半。
她的脸色苍白，瘦得像风中残烛，嘴角带着一抹无奈的苦涩。
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从她喉咙深处爆发出来，带着撕裂般的痛苦，仿佛风箱被狠狠拉扯，撕扯着她那瘦弱的身躯。
咳得肩膀剧烈颤抖，仿佛下一秒就要散架似的。
她慌忙用手死死捂住嘴巴，指缝间漏出浑浊的气息，沉重得像压在心头的乌云。
围坐在那张被油污和刻痕磨得发亮的矮炕桌边，是六个大小不一的孩子。
最大的女儿永兰，刚满二十岁，却早早被关节炎折磨得一条腿变形。
她借着窗户透进的最后一缕微光，埋头在一堆粗糙的布料里，针线在那双冻得泛红却异常灵巧的手指间飞快穿梭。
她的脸上满是坚韧，眼神中却带着一丝忧伤。
最小的永洪，才九岁，上二年级，攥着那半截短得几乎捏不住的铅笔头，死死盯着对面大哥永海摊开的初一课本。
那课本摊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扉页上，纸页早已卷曲发黄，像是经历了岁月的风霜。
永洪的眼神中带着一种近乎贪婪的渴望，仿佛那陌生的方块字里藏着能填饱肚子的秘密。
粮缸就靠在墙角，盖子半开着，黑洞洞的缸底铺着一层糙米，像撒在伤口上的药粉，微微泛着光。
那一层薄薄的米粒，似乎是对这贫瘠生活的最后一点慰藉。
八张嘴，全靠姬忠楜一个人在生产队挣那点工分，维持着这个家。
昊文兰的病，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深渊，药费的单子像催命的符，总在暗处挥之不去。
永兰用缝纫换来的零碎票子，丢进去几乎没有任何响声，那点微薄的收入，仿佛被风吹散在空气中。
连那头瘦得肋骨突出的老黄牛，吃的草料都得精打细算，怕浪费了这春日里难得的青黄不接。
门外传来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泥泞里的脚步声，沉重而急促，带着一股远道而来的尘土气息。
门被推开，一股凛冽的寒气夹杂着干燥的尘土味，猛然涌入屋中，冲淡了屋内那股浑浊的空气。
门口站着两个裹着厚实棉大衣的人影，帆布旅行包鼓囊囊地压在肩上。
“忠楜！文兰！”大姑姬忠兰的声音带着东北旷野的爽朗和一丝急切的关切，像一股暖流瞬间驱散了门缝里溜进来的寒意。
她匆匆放下满身尘土的包，几步跨进屋内，目光迅速扫过那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最后落在昊文兰那枯槁的面容上。
她一把扔下肩上的包，快步走到灶前，粗糙却带着温度的手握住了站在旁边、正低头剥豆荚的二女儿永英的手。
永英的手冻得通红，手背上裂开了几道血丝的口子，像干裂的土地上龟裂的纹路。
姬忠兰的眉头紧皱，手指轻轻摩挲着那冻疮，仿佛想用自己的体温把裂口熨平：“乖侄女，这手都冻伤了！”
她的丈夫丁大柱紧随其后，身形高大，带着东北风霜的坚韧。
他沉默着，把另一个鼓胀的帆布包小心翼翼地放在门边干燥的地方，然后走到灶台边，蹲下身，和站起身来的姬忠楜挨得很近。
姬忠楜看到妹妹、妹夫千里迢迢从东北赶来，心中一阵欣慰，嘴角带着一丝苦涩的笑：
“你们怎么没提前打个招呼，让我们好去车站接你们呀？”
丁大柱爽快地笑了笑：
“我到江苏出差，顺道回来看看你们。天寒地冻的，公共汽车到街上的时间不定，怕你们在车站等得太着急，受了冻。”
寒暄过后，忠楜让大柱挨着他坐下，他掏出烟袋锅，捏了一小撮烟丝，却没有点，只是习惯性地在手里揉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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