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匿名的威胁信像一枚冰冷的毒刺，短暂地刺入了梅小艳刚刚因舆论支持而温热起来的心房。“别以为女人能赢。”——这短短几个字，精准地投射出陈伟民那混合着轻视、怨毒与焦躁的阴暗心理。小艳拿着信纸的手微微颤抖，不是出于恐惧，而是源于一种极致的愤怒。她将信纸揉成一团，狠狠扔进废纸篓，仿佛那样就能将这种卑劣的威胁彻底摒弃。
“他怕了。”小艳对闻讯赶来的小红和林秋律师说，眼神冷冽，“他看到舆论不对了，所以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我们更不能停下来，必须趁现在，在法律上彻底钉死他！”
林律师赞同地点头：“没错。舆论压力已经形成，现在正是推进法律程序的最佳时机。工商局那边已经正式对王富海的作坊进行立案调查，关于商标异议，我们也准备了充分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她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从王富海那里打开突破口。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合作关系往往并不牢固，在足够的压力下，很容易从内部瓦解。”
策略定了下来：一方面，积极配合工商部门的调查，提供一切所需证据；另一方面，林律师加紧准备商标异议案和可能的反不正当竞争诉讼；同时，设法寻找王富海的弱点。
转机比预想的来得快。工商局调查组在舆论和上级的双重压力下，行动效率惊人。他们突击检查了王富海的作坊，查封了大量劣质原料、假冒包装和成品，并勒令其停产。同时，调查人员也开始对王富海进行问询。
那个曾经挥舞剪刀、蛮横霸道的黑胖男人，显然没经历过这种阵仗。在调查人员连续的政策攻心和证据面前，他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尤其是当他得知，如果侵权和制假售假罪名成立，他面临的不仅是罚款，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时，脸色变得惨白。
林律师和小艳在律师的陪同下，适时地与王富海进行了一次谈话。林律师没有恐吓，只是冷静地向他分析了利害关系，特别指出：“王老板，你只是前台的操作者。真正出主意、可能拿大头的，是背后的人。如果你愿意配合，指认幕后主使，并提供相关证据，在法律上，这属于有立功表现，对你的处理会完全不同。”
王富海满头大汗，眼神躲闪，内心显然在进行激烈的挣扎。他瞥了一眼窗外被贴了封条的机器，又想到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再想到陈伟民当初许下的好处和事后可能撇清关系的冷酷，最终，求生的本能和愤怒压倒了所谓的“江湖义气”。
他猛地一拍大腿，嘶哑着嗓子道：“我说！我都说！是陈伟民！是梅林富民商贸的那个陈伟民找到我！是他出的主意，也是他找关系帮我去注册的商标！他说只要搞垮梅家合作社，占了市场，以后利润分我大头！那些劣质原料也是他提供的渠道！出事了也是他兜着！我就是个干活的！”
他竹筒倒豆子般，将陈伟民如何找到他、如何策划、如何提供资金和关系支持、如何许诺利益分成等细节和盘托出，并且提供了一些关键的证据，包括陈伟民签字的部分资金往来条子（他偷偷留了一手）以及几次关键谈话的录音（他多了个心眼，用老式的录音笔录了一些内容）。
这些证据至关重要！林律师如获至宝。她立刻将这些新证据整合到诉讼材料中，不仅针对商标异议，更直接以“不正当竞争”和“商标侵权”为由，将陈伟民和他的“梅林富民商贸有限公司”以及王富海，一并告上了法庭。
县人民法院正式立案的消息，像一阵风传遍了梅林县。这起原本只是乡镇作坊仿冒的小案子，因为涉及离婚夫妻反目、姐妹联手抗争、舆论广泛关注等因素，变得备受瞩目。开庭那天，能容纳几十人的旁听席坐得满满当当，有闻讯赶来的市民，有合作社的女工们（王大姐、李婶她们都来了，穿着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神情肃穆），有媒体记者，甚至还有一些相关部门的公务人员。梅小红和梅小艳并肩坐在原告席后面，表情平静却目光坚定。周建国也默默来了，坐在角落，眼神复杂地望着小艳的背影。
被告席上，陈伟民独自坐着（王富海作为共同被告，被法警另押），他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西装，试图保持镇定，但微微抖动的嘴角和不时瞟向门口的眼神，泄露了他内心的慌乱。他请的律师看起来也有些底气不足。
法庭调查阶段，林秋律师逻辑清晰，证据扎实。她一一出示了真假产品对比、商标申请文件、王富海的证词录音、资金往来证据、工商局的查处报告以及深圳媒体的报道作为舆论佐证。每一份证据都像一记重锤，敲在被告席上。陈伟民的律师几次试图反驳，都显得苍白无力，只能纠缠于一些细节问题。
轮到陈伟民发言时，他先是矢口否认，将所有责任都推给王富海，声称自己只是“投资失误”，对仿冒和抢注之事“毫不知情”。他甚至试图打感情牌，转向法官，语气变得“沉痛”而“委屈”：“法官同志，我承认，我和原告梅小红女士有过婚姻关系，离婚过程不太愉快。但这纯粹是商业行为！不能因为我们是前夫前妻的关系，就臆测我有什么恶意！这完全是她们姐妹对我进行的污蔑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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