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台阶前那猝不及防的一跪，像一盆冰水，瞬间浇灭了梅小艳心中刚刚燃起的胜利火焰。那几声带着绝望的“没活路了”的哀求，远比法庭上陈伟民的狡辩和王富海的指认更让她感到刺痛和沉重。
法律的判决黑白分明，扞卫了正义，却似乎并未能熨帖生活的所有褶皱，反而将那些更底层、更无奈的生存困境赤裸裸地推到了她的面前。
她没有立刻去搀扶，不是出于冷漠，而是那一刻，她自己也因这巨大的反差和沉重的现实而有些无措。
身边的梅小红眉头紧锁，下意识地想上前理论，被林秋律师轻轻拉住。
记者们的镜头敏锐地对准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小艳深吸了一口气，压下翻涌的心绪，走上前，没有先扶人，而是用清晰而平静的声音对跪着的工人们说：“你们都先起来。解决问题不是靠跪的。法院判的是禁止侵权，判的不是不给你们活路。”
她的声音有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那些工人们面面相觑，迟疑着，最终在那位中年妇女的带领下，慢慢站了起来，脸上依旧满是惶恐和迷茫。
“作坊不能再生产假货，这是底线。”小艳看着他们，目光扫过那一张张被生活刻下痕迹的脸，包括那个曾经对她举起剪刀的年轻人，他此刻低着头，不敢与她对视，“但是，活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先回去，容我们想想。”
打发走那些工人，面对围上来的记者，小艳只是简单表示“尊重法院判决，相信法律公正”，便和小红、林律师迅速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她知道，真正的难题，现在才刚开始。
回到合作社，胜利的喜悦早已被沉重的思考所取代。
王大姐她们围上来，得知法院外的插曲后，也陷入了沉默。有人嘟囔着：“他们造假还有理了？差点把我们逼死，难道还要我们帮他们？”
这话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一种受害者情绪下的理所当然。
小艳没有立刻反驳。
她召集了所有人，就在工坊里，周围是那些熟悉的针织机和半成品。
她拿起一双精致的正品“云绣”袜，又拿起一双粗糙的假货，将它们并排放在桌上。
“姐妹们，”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却足够让每个人听清，“我们赢了官司，保住了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心血。这很重要。但是，大家想想，为什么王富海的作坊能那么容易就找到人？为什么明明东西那么差，还能卖出去？甚至……有人会为了它，拿起剪刀，或者向我们下跪？”
工坊里鸦雀无声。
“因为便宜？因为穷？因为没别的办法？”小艳自问自答，“都有。但这不全是他们的错。如果我们只是把他们打倒了，踩下去，毁了他们的作坊，让他们彻底没了指望，难道就不会有下一个王富海？下一个造假作坊？我们防得住吗？我们‘梅家云绣’的品牌，难道要一直活在打假和提防里吗？”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位工友：“刚才在法院外面，我心里很难受。我们坚持的‘诚信’，我们想守护的‘尊严’，如果它的对面是绝望，是‘没活路’，那我们的坚持，是不是也少了点什么？爸的日记里说‘诚为本，信立身’，但这个‘本’和‘身’，是不是也应该有点温度？”
梅小红一直沉默地听着，此刻她抬起头，眼神亮了起来：“小艳，你的意思是……？”
“二姐，”小艳看向她，思路越来越清晰，“你在超市不是一直想搞‘扶贫专区’吗？你说过，堵不如疏。假货的源头，其实是贫困和没出路。那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变成真的？把那些只会生产劣质货的作坊，变成我们的……合作伙伴？或者，至少给他们一条能走正路的机会？”
“合作伙伴？”王大姐失声叫道，“小艳厂长，这…这能行吗？他们那手艺……”
“手艺可以教！标准我们可以定！”小艳的语气坚定起来，“他们缺的是技术，是标准，是稳定的订单和合理的价格，而不是坑蒙拐骗的心思！如果我们能以合作社为核心，统一原料采购、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销售，把一些简单的工序、或者技术要求不高的产品，外包给这些家庭作坊，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代工，我们严格质检，合格的就收购，贴上我们的标。这样，他们有了正经收入，我们扩大了产能，还能从源头上减少假货！”
这个想法太大胆，太出乎意料。
工坊里顿时议论纷纷。
有人赞成，觉得这是大格局，能解决根本问题；也有人反对，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担心质量把控不了，反而砸了招牌。
梅小红却猛地一拍手，眼中满是激赏：“好！小艳，你这个想法好！这才是真正的治本！这不就是以前大厂带小厂的联营模式吗？只不过我们是用品牌和标准来整合！这事我觉得可行！我们可以先试点，找几家态度好的、愿意学的作坊合作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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