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的血，很快就在京城百姓病态的狂欢与朝堂刻意的遗忘中，被秋日的风沙所掩盖。一场由君王猜忌所引发的信任危机，被顾昭以近乎完美的政治智慧暂时化解，他与崇祯皇帝之间那脆弱的“蜜月期”得以延续，仿佛一切都将重归平静。
然而，所有人都忽略了长城之外，那头刚刚因为内斗而暂时蛰伏，却从未真正熄灭复仇火焰的猛虎。
当京城因为一场无谓的内耗而元气受损之时，远在盛京的皇太极，已经完成了对后金内部的又一次权力整合。德胜门下的那场惨败，以及被顾昭用红夷大炮轰断一臂的奇耻大辱，日夜都在灼烧着这位女真大汗的雄心。他如同一个最耐心的猎手，舔舐着伤口，磨砺着爪牙，等待着一个最佳的复仇时机。
现在，时机已到。
崇祯四年，秋。皇太极再次倾国而出，亲率八旗主力及蒙古仆从军，号称十万，旗帜如林，铁甲如涛，再一次，绕过了那道令他父亲努尔哈赤饮恨、也令他自己数次无功而返的宁远城防线。
但这一次，他的目标，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京师，而是一个更为具体、也更为致命的节点。他的大军，如同一柄烧红的铁钳，狠狠地夹向了由辽西总兵祖大寿，正在山海关外一百八十里处，辛苦修筑的新城——大凌河城。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教科书式的复仇之战。
皇太极深刻地吸取了上一次围攻京师时，被各路勤王明军内外夹击、最终狼狈收场的教训。这一次，他将“围点打援”的战术，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十万大军，不仅将立足未稳、城防尚不完备的大凌河城围得如铁桶一般，更是在城外，发动数万兵力，挖掘了一道又一道深阔的、足以陷马翻车的巨大壕沟，并沿着壕沟，修筑了连绵不绝的堡垒与炮台。
他摆出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而又残酷的死亡陷阱。他不仅仅是要围死城中的祖大寿及其麾下的万余关宁精锐，他更要将这里变成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一个足以吞噬掉整个大明北方所有机动兵力的血肉磨盘。他要用这座孤城作为诱饵，将所有敢于前来救援的明军，一支一支地，彻底歼灭在坚固的防御工事之下。
消息传到京城，瞬间引爆了刚刚平静下来的朝堂。
曾经的蓟辽督师已成西市的冤魂，如今的辽西总兵又陷敌人的重围。历史，仿佛在以一种极其讽刺的方式，进行着轮回。
被围困在大凌河城内的祖大寿，很快就陷入了粮草断绝、外援不至的绝境。城中的每一粒粮食都开始按颗分配，士兵们开始宰杀战马充饥，绝望的气息，如同城外的浓雾一般，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这位曾经在袁崇焕死后，敢于率部哗变、与朝廷公然叫板的辽西悍将，终于尝到了孤立无援的滋味。
他接连不断地派出死士，带着他用鲜血写成的求援信，冲出重围，奔向京城，奔向山海关。信中的言辞，一封比一封凄厉，一封比一封绝望。
而在这些雪片般的求援信中，有一封，却并未送往兵部，也未呈递御前。它由一名最精锐的家丁拼死带出，一路向南，跨越数百里，最终被送到了京师西郊，那座让整个后金八旗都闻风丧胆的军营——镇北军大营，呈递到了镇北侯顾昭的案前。
当顾昭展开那封带着血腥气的信纸时，饶是他心志如铁，也不由得为信中的内容，感到了一丝震惊。
信中，那个曾经在广渠门外，对他颐指气使、处处提防的祖大寿，彻底放下了自己身为一方大帅的所有身段与骄傲。他的语气，谦卑到了近乎哀求的地步。他不再称呼顾昭为“镇北侯”或是“顾将军”，而是用一种拉近关系、近乎讨好的口吻，称他为“贤侄”。
信中写道：“贤侄如晤：昔日广渠门外，老夫有眼无珠，不识将军天纵之才，多有得罪之处，今日思之，悔不当初。今我与麾下一万四千袍泽，陷于大凌河死地，粮尽援绝，旦夕不保。恳请贤侄念在同为大明边关大将，袍泽一场，共御外侮的情分上，发天兵以救危局。此非救老夫一人，实乃救我大明辽西之元气！”
如果说前面这些还只是谦卑的求情，那么信的末尾，则抛出了一个让顾昭都无法忽视的、巨大的筹码。
“贤侄若能出兵相救，令我等脱此大难，老夫祖大寿在此对天盟誓，自此之后，关宁铁骑愿与镇北军结为兄弟之师。老夫愿将麾下关宁铁骑之一部指挥权，交由贤侄调度，从此之后，辽西之事，唯贤侄马首是瞻！”
交出部分关宁铁骑的指挥权！唯顾昭马首是瞻！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求援了，这几乎等于是一份变相的“投诚书”！它意味着，只要顾昭点头，他就有机会，兵不血刃地，将大明战斗力最强的两支军队，整合在自己的手中！
顾昭手握着这封沉甸甸的血书，目光深邃。他知道，这既是祖大寿的求生之策，也是皇太极抛给他，乃至整个大明朝堂的，一个致命的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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