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昭那一番“变法才是最大的祖制”的宏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巨石，激起的涟漪，久久未曾平息。台下雷鸣般的掌声，以及钱谦益那铁青的脸色，都清晰地标志着，在第一回合关于“道统”的宏大叙事交锋中，传统理学派已经输得体无完肤。
然而，这些浸淫于经史子集、将道德文章视作毕生信仰的大儒们，显然不会如此轻易地认输。短暂的沉默之后，钱谦益身后，一位面容清癯、眼神锐利，据说是得了阳明心学真传的理学名家——黄道周，缓缓站了起来。
他没有像钱谦益那样引经据典，而是另辟蹊径，从一个更加刁钻、也更加触及儒家思想核心的角度，发起了第二轮攻势——“义利之辨”。
“镇国公高论，黄某佩服。”他先是对着顾昭微微一躬，姿态做得十足，但话语中，却藏着锋利的刀刃，“然则，公爷方才所言，皆是‘术’，而非‘道’也！强秦之术，可得天下，然二世而亡，何也？人心不附也！王安石之术，可富国库，然新法一行，天下汹汹，何也？与民争利也！”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道德上的优越感，目光扫过台下所有被顾昭言论所鼓动的听众，一字一顿地质问道：
“国公爷推行新学，重算学，兴工商，无非一个‘利’字当头！长此以往，天下之人，眼中将只有金银，心中再无忠义！士农工商，四民之序，将荡然无存！人人皆为逐利之市侩之徒，丧失廉耻，败坏人心！老夫试问，当此之时，我大明与那蛮夷之邦，又有何异？若人心皆为利动，当国难再临时，当建奴铁蹄再度叩关之时，又有谁人，肯为陛下一死？又有谁人，肯为我江山社稷，尽忠赴难？”
这番诛心之论，比之前的“祖制”攻击，更为歹毒！
它直接将顾昭的所有改革，都打-上了“唯利是图，败坏人心”的道德烙印。毕竟，“重义轻利”，是千百年来，儒家思想灌输给每一个读书人的金科玉律。黄道周的这番话，瞬间就让刚刚有些动摇的国子监学生们，重新找到了理论的支撑，一个个又变得义愤填膺起来。
整个大讲堂的气氛，再一次，变得对顾昭极为不利。
所有人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在了他的身上。
然而，这一次，顾昭却连身都未起。他只是平静地转过头，对着身旁那位身穿工部官服、神情一直严肃而专注的中年人，微微点了点头。
那人，正是如今大明实学派的领军人物、西山书院的祭酒、工部左侍郎孙元化。
孙元化站起身，他没有像那些大儒一样，先行礼，后放言。他只是用一种近乎于工程师测量般的、毫无感情波动的眼神，扫视了一眼对面的黄道周，而后，用一种平静而庄重的声音，对着全场说道：
“诸位大人，诸位学子。在下孙元-化，一介工匠出身，不善言辞，更不懂什么高深的义理之辩。我们今天，只算三笔账。”
话音刚落，他身后立刻走上来几名西山书院的学生，合力抬上了三块巨大无比的、刷着黑漆的木板，稳稳地立在了高台的正中央。这种被称之为“黑板”的教具，对于在场的大多数人来说，都还是第一次见到。
孙元化拿起一根白色的“粉笔”，在一片惊异的目光中，走向了第一块黑板。
“第一笔账，我们算一算，九边将士的军饷。”
他的粉笔，在黑板上，划出了一道道清晰的、代表着年份和地点的表格。紧接着，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被他用工整的字体，清晰地填写了进去。
“崇祯元年，大同镇，因欠饷三月，兵变，杀总兵……崇祯二年，延绥镇，因粮草不济，逃卒过半，掠民为食……崇... ...”
他没有念下去，只是用粉笔，重重地敲了敲黑板上那一长串密密麻麻的、记录着哗变、逃亡、易子而食的精确数字。每一个数字的后面，都清晰地标注着资料的来源——或是兵部的陈年旧档，或是地方督抚的紧急奏报。
“自天启末年至崇祯十一年，据兵部不完全统计，我大明九边军镇，因军饷不足、粮草不济而导致的士兵哗变，共计一百七十三起！有名有姓，饿死、冻死的士兵，共计一万一千三百余人！因饥饿而被迫卖掉兵器铠甲，沦为流寇者，不计其数！”
整个大讲堂，雅雀无声。那些冰冷的数字，背后仿佛站立着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士兵冤魂，在无声地控诉着。
孙元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擦掉了黑板上的旧数据，又画出了一个新的表格。
“如今，顾公治下之新军，一个普通士兵，月饷白银三两，顿顿有肉，人人识字，家有余钱，可养活妻儿老小五口之家。敢问在座的黄大人，”他突然转头，目光锐利如刀，直刺黄道周，“是您口中那虚无缥-缈的‘忠义’二字，能让那些在边关挨饿受冻的士兵吃饱穿暖？还是这白花花的、被您斥之为‘利’的银子，能让他们拿起武器，心甘情愿地，为国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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