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孔庙前那场焚书立碑的烈火，以及钱谦益那口喷洒在耻辱柱前的鲜血，共同为江南旧士绅集团的覆灭，画上了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血腥而彻底的句号。当物理上的屠刀与精神上的审判完美结合，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根深蒂固的统治阶级，便在这短短的数日之内，被顾昭以一种近乎蛮横的姿态，彻底碾碎，化为了历史的尘埃。
旧的秩序，已然崩塌。而新的秩序，必须在废墟之上，被迅速地、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最权威的方式，建立起来。
于是，在南京城内那令人窒息的肃杀气氛，尚未完全散去之时，崇祯皇帝，这位在大清洗中几乎全程保持着沉默的帝国君主，终于再一次，走到了舞台的中央。或者说，是被顾昭“推”到了舞台的中央。
七日后，在经过简单修缮的南京皇宫（明故宫）奉天殿内，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却又气氛诡异的朝会。所有南直隶地区的官员，无论是旧体系中战战兢兢的幸存者，还是新秩序下被火速提拔起来的新贵，连同那些以乔五爷为首的、被特许参与朝会的“新士绅”代表，皆汇聚于此，朝贺圣驾。
崇祯皇帝身着庄重的十二章纹龙袍，端坐于丹陛之上的御座。他的面容，经过精心修饰，看不出太多情绪，只是那双眼睛深处，却隐藏着一种与日俱增的、混杂着恐惧与戒备的复杂光芒。
在他的御座之下，百官之首的位置，站着的，正是依旧一身戎装，仿佛随时准备奔赴战场的镇国公顾昭。此刻的他，收敛了在孔庙前的所有锋芒，如同一柄归鞘的绝世神兵，沉默，却依旧散发着令人无法忽视的强大压迫感。
当山呼万岁的朝贺之声，渐渐平息，崇祯皇帝，终于在他的“总设计师”顾昭的示意下，开始了他在此次南巡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项议程——颁布新政。
在司礼监太监那尖锐而悠长的唱喏声中，一份份由顾昭亲自起草，由新内阁成员（包括几位被从北方紧急调来的、顾昭派系的干臣）全票附议，并最终由崇祯皇帝亲自用印的诏书，被当众宣读，并以最高敕令的形式，发往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每一个角落。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税赋者，国之血脉，民生之本也。然历代积弊，致使豪强隐匿，贫者愈贫，国库空虚。朕心甚忧之。今采镇国公顾昭之策，于南直隶试行‘一体纳粮’，成效卓着。故朕意已决，自即日起，将此法推行天下！无论宗室、官绅、商贾、百姓，凡有土地者，皆需一体纳-税，再无优免！钦此！”
第一份诏书，《全国一体纳粮诏》，如同平地惊雷，宣告了士绅阶层最后一个、也是最根本的特权，在国家最高法律的层面上，被彻底废除！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国之强弱，在民之贫富。农为国本，然工商亦为国之血脉。若无舟船之便，则南北货物不通；若无百工之巧，则器物难以精良。故抑商之策，实为时代之弊。朕今特谕，自此以后，工商与农桑，同为国之基石。凡开办工厂、拓展商路、革新技术者，官府当予以扶持，其杰出者，更可授予功名、爵位！钦此！”
第二份诏书，《工商立国诏》，更是颠覆性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数千年来“重农抑商”的国策，第一次，以皇帝诏书的形式，确立了工商业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国家地位。这无疑是为乔五爷那些“新士绅”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权力巅峰的、金光闪闪的大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科举取士，为国选才，然八股之学，日渐僵化，所取之士，多为空谈误国之辈。朕深以为憾。为求经世致用之才，朕决意，于来年乡试始，在原有科目之外，增设‘算学’与‘格物’二科，以考校士子实学。此二科，暂为选考，然其成绩优异者，吏部铨选之时，当予以优叙！钦此！”
第三份诏书，《新科举法试行诏》，虽然只是小小的“选考”，但它所带来的冲击，比前两份诏书加起来，还要巨大！因为它直接冲击了儒家道统，选拔人才的核心——科举制度。它像一把锋利的楔子，硬生生地，在传统儒生们通往仕途的康庄大道上，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属于“实学”的赛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大明宗室，乃太祖高皇帝血脉，理当为国分忧，开疆拓土。然历代圈养之策，致使宗室冗滥，耗费国帑，于国于己，皆无益处。今朕决意，效仿成祖荣光，鼓励宗室子弟，扬帆出海，开拓万里波涛！凡能于海外，建立藩属，宣扬大明德威者，其国，将世袭罔替，永为大明屏藩！朝廷亦将以海军、火器，助其立国！钦此！”
最后一份诏书，《藩王出海令》，则为那些能量巨大，却又无处安放的宗室藩王们，指明了一条全新的、充满了机遇与危险的出路，同时，也为大明王朝，开启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这一系列，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南京新政”的诏书的颁布，标志着顾昭的改革路线，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政治主张，而是以国家最高法律的形式，成为了整个大明王朝，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立国之策，成为了一部属于帝国的“新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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