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定把扫盲分成三个层次:纯文盲班学认写300个常用字;有点基础的学500字;干部要掌握800字,还要学习看地图、写战报。
最大的困难是教具。纸张稀缺,墨水更是珍贵。最后还是营长想出了办法:每人发一块木板,涂上锅底灰,用树枝当笔。高级班的才能分配到几张草纸和一小截铅笔。
学习场地更是五花八门:大树下、打谷场、甚至战壕里,随时随地都是课堂。
第一天上课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傍晚时分,各连把战士们带到指定地点。林秀珠站在一块用木炭画了格子的黑板前,紧张得手都在抖。
“同、同志们,今天我们先学五个字。”她在黑板上写下:八、路、军、打、鬼。
“这个念‘八’,八路军的八。”她的声音起初有些发颤,但越来越响亮。
底下跟着念:“八——”
声音参差不齐,有的洪亮,有的含糊。
“用手比划一下,一撇一捺……”
我巡视到三连的学习点时,看见铁柱正对着木板发愁。他手里的树枝都快捏断了,木板上还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墨团。
“参谋长,这比拼刺刀难多了。”他哭丧着脸。
我蹲下身,握住他的手:“来,我教你。一撇,一捺,这就是‘八’。”
他的手很粗糙,布满裂口,握枪很稳,握树枝却一直在抖。
“对了,就这样。”我鼓励他。
他写出了一个勉强能认出的“八”字,高兴得像个孩子:“参谋长,俺会写字了!”
然而,困难接踵而至。
首先是抵触情绪。不少老兵觉得学文化是“瞎折腾”,一上课就打瞌睡。有的干部也阳奉阴违,表面上组织学习,实际上放任自流。
更麻烦的是,鬼子的扫荡和频繁的军事行动经常打断学习计划。往往是今天刚学会几个字,明天就要急行军,等回来时又忘光了。
一周后的摸底测试,结果惨不忍睹:纯文盲班能认出50个字的不到三分之一,能写出来的更是寥寥无几。
我把情况向营长汇报,建议是否放缓进度。
“不行!”营长斩钉截铁,“越是困难越要坚持。从明天起,我带头学,你们把课堂搬到训练场上,边训练边认字。”
营长说到做到。第二天刺杀训练时,每个靶子上都贴了字卡;射击预习时,战士们要先读出远处的字牌才能开枪;甚至吃饭前,都要认出炊事班挂出的当日菜名牌。
这种“见缝插针”式的教学很快见效。战士们发现,认字不仅不是负担,反而给枯燥的训练增添了乐趣。
更让我感动的是战士们自发的互助。识字多的帮识字少的,年轻的教年长的。晚上宿营时,经常能看到两个人挤在一盏油灯下,一个认真地教,一个专心地学。
铁柱和三连那个上过私塾的小战士李小明结成了对子。李小明才十六岁,但认识不少字;铁柱虽然大字不识,但在战场上救过李小明两次。
“班长,这个‘冲’字很好记,”李小明在木板上写着,“就像一个人弯着腰往前冲。”
铁柱眯着眼睛,一笔一划地模仿:“嗯,是有点像。”
半个月后,我再次巡视各连,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战士们开始用识字来改善生活。有的在枪托上刻了自己的名字;有的学会了认路标,不再走错路;最让我惊讶的是,居然有人开始尝试写家书了。
一天晚上,铁柱扭扭捏捏地来到营部,手里攥着一块木板。
“参谋长,俺、俺想给老家写封信,能帮俺看看写得对不对吗?”
木板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娘,俺在部队很好,打鬼子,学文化。俺会写名字了:王铁柱。等打完鬼子,俺回家孝顺您。”
虽然“孝”字写错了,但这份心意让我动容。
“写得很好,”我拍拍他的肩膀,“我让文书给你抄在纸上,明天就托人捎回去。”
铁柱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
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我们开始教授更实用的内容:如何看地图上的等高线、如何识别鬼子的部队番号、如何记录弹药消耗……
效果很快在实战中显现出来。
一次小规模的伏击战中,一连的一个战士凭借刚刚学会的几个日文字母,认出了鬼子运输车上的“弹药”字样,及时调整了作战重点,缴获了大量急需的弹药。
还有一次,三连在转移途中,靠着一个战士认出路标,避免了走进鬼子设置的假路线。
最让营长高兴的是,各连的战报开始写得有条理了。虽然还是错字连篇,但至少能看懂大概意思。
一个月期限到了,全营进行文化考核。
考核方式很特别:认读100个常用字,写出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干部还要模拟口述一份战报。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全营文盲率从原来的90%下降到35%,有近五百人掌握了300个常用字,一百多人达到500字水平,干部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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