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定把扫盲分成三个层次：纯文盲班学认写300个常用字；有点基础的学500字；干部要掌握800字，还要学习看地图、写战报。
最大的困难是教具。纸张稀缺，墨水更是珍贵。最后还是营长想出了办法：每人发一块木板，涂上锅底灰，用树枝当笔。高级班的才能分配到几张草纸和一小截铅笔。
学习场地更是五花八门：大树下、打谷场、甚至战壕里，随时随地都是课堂。
第一天上课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傍晚时分，各连把战士们带到指定地点。林秀珠站在一块用木炭画了格子的黑板前，紧张得手都在抖。
“同、同志们，今天我们先学五个字。”她在黑板上写下：八、路、军、打、鬼。
“这个念‘八’，八路军的八。”她的声音起初有些发颤，但越来越响亮。
底下跟着念：“八——”
声音参差不齐，有的洪亮，有的含糊。
“用手比划一下，一撇一捺……”
我巡视到三连的学习点时，看见铁柱正对着木板发愁。他手里的树枝都快捏断了，木板上还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墨团。
“参谋长，这比拼刺刀难多了。”他哭丧着脸。
我蹲下身，握住他的手：“来，我教你。一撇，一捺，这就是‘八’。”
他的手很粗糙，布满裂口，握枪很稳，握树枝却一直在抖。
“对了，就这样。”我鼓励他。
他写出了一个勉强能认出的“八”字，高兴得像个孩子：“参谋长，俺会写字了！”
然而，困难接踵而至。
首先是抵触情绪。不少老兵觉得学文化是“瞎折腾”，一上课就打瞌睡。有的干部也阳奉阴违，表面上组织学习，实际上放任自流。
更麻烦的是，鬼子的扫荡和频繁的军事行动经常打断学习计划。往往是今天刚学会几个字，明天就要急行军，等回来时又忘光了。
一周后的摸底测试，结果惨不忍睹：纯文盲班能认出50个字的不到三分之一，能写出来的更是寥寥无几。
我把情况向营长汇报，建议是否放缓进度。
“不行！”营长斩钉截铁，“越是困难越要坚持。从明天起，我带头学，你们把课堂搬到训练场上，边训练边认字。”
营长说到做到。第二天刺杀训练时，每个靶子上都贴了字卡；射击预习时，战士们要先读出远处的字牌才能开枪；甚至吃饭前，都要认出炊事班挂出的当日菜名牌。
这种“见缝插针”式的教学很快见效。战士们发现，认字不仅不是负担，反而给枯燥的训练增添了乐趣。
更让我感动的是战士们自发的互助。识字多的帮识字少的，年轻的教年长的。晚上宿营时，经常能看到两个人挤在一盏油灯下，一个认真地教，一个专心地学。
铁柱和三连那个上过私塾的小战士李小明结成了对子。李小明才十六岁，但认识不少字；铁柱虽然大字不识，但在战场上救过李小明两次。
“班长，这个‘冲’字很好记，”李小明在木板上写着，“就像一个人弯着腰往前冲。”
铁柱眯着眼睛，一笔一划地模仿：“嗯，是有点像。”
半个月后，我再次巡视各连，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
战士们开始用识字来改善生活。有的在枪托上刻了自己的名字；有的学会了认路标，不再走错路；最让我惊讶的是，居然有人开始尝试写家书了。
一天晚上，铁柱扭扭捏捏地来到营部，手里攥着一块木板。
“参谋长，俺、俺想给老家写封信，能帮俺看看写得对不对吗？”
木板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娘，俺在部队很好，打鬼子，学文化。俺会写名字了：王铁柱。等打完鬼子，俺回家孝顺您。”
虽然“孝”字写错了，但这份心意让我动容。
“写得很好，”我拍拍他的肩膀，“我让文书给你抄在纸上，明天就托人捎回去。”
铁柱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
随着扫盲运动的深入，我们开始教授更实用的内容：如何看地图上的等高线、如何识别鬼子的部队番号、如何记录弹药消耗……
效果很快在实战中显现出来。
一次小规模的伏击战中，一连的一个战士凭借刚刚学会的几个日文字母，认出了鬼子运输车上的“弹药”字样，及时调整了作战重点，缴获了大量急需的弹药。
还有一次，三连在转移途中，靠着一个战士认出路标，避免了走进鬼子设置的假路线。
最让营长高兴的是，各连的战报开始写得有条理了。虽然还是错字连篇，但至少能看懂大概意思。
一个月期限到了，全营进行文化考核。
考核方式很特别：认读100个常用字，写出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干部还要模拟口述一份战报。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全营文盲率从原来的90%下降到35%，有近五百人掌握了300个常用字，一百多人达到500字水平，干部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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