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视角开篇)
团部那盏昏黄的煤油灯,已经在我和傅水恒对面跳动了整整三个时辰。窗外的太行山隐没在墨一样的夜色里,只有哨兵偶尔经过的脚步声,提醒着我们这片根据地的脉搏仍在顽强地跳动。桌上摊着的,是刚刚由地下交通员冒死送出的情报汇总,上面罗列着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部最新下达的“经济封锁实施细则”,条目之细,手段之狠,前所未见。
“老傅,你看这里,”我用红铅笔在纸上重重划了一道,“粮食、布匹、食盐、药品,尤其是铁器、煤油,所有根据地必需物资,严禁流入我控制区。封锁线外增设了上百个检查所,许进不许出,对过往百姓‘搜身抄检,寸缕不得逾越’。这是要活活困死我们啊。”
傅水恒——我的团长,我的战友,这个从另一个时空带着神秘“系统”而来的灵魂,此刻脸上却没有半分惊惶。他端起那个磕掉了不少瓷的茶缸,喝了一口早已凉透的苦茶,眼神锐利得像要刺穿这浓重的夜色。“不是困死,是逼我们出去,和他们打阵地战。或者,等着我们内部生变,不战自溃。”他放下茶缸,手指点着另一份情报,“瞧瞧,他们还搞起了‘配给制’,严格控制占领区物资流向,连老百姓买斤咸盐都得登记画押。同时,高价收购附近区域的粮食、棉花,企图从源头上掐断我们的补给。这一手,毒辣,也精准。”
我深以为然。独立团经过连续征战,特别是刚刚挫败了敌人一次中等规模的“扫荡”,部队虽士气高昂,但消耗极大。缴获的弹药需要补充,伤员需要药品,眼看秋去冬来,战士们身上还多是单薄的夏衣,粮食储备更是捉襟见肘。日寇这一招经济封锁,正打在我们的七寸上。以往,我们还能通过地下渠道,从敌占区秘密购入部分急需物资,或者通过战斗缴获来补充。但现在,这条细若游丝的生命线,正被敌人用重兵和严酷法令,一点点地绞紧。
“压力很大。”我沉声说,目光扫过墙上那幅粗糙的军用地图,代表着独立团控制区的红色区域,像几片孤舟,被代表日伪势力的蓝色、灰色重重包围。“各营、区小队的报告都上来了,反映的情况很一致:粮食最多支撑半个月,食盐存量不足十天,伤员的消炎药已经见底,很多战士的草鞋都快磨穿了。老百姓的日子更难过,敌人封锁,根据地的物资出不去,山货、药材换不回钱和必需品,一些村庄已经出现了断盐的迹象。”
傅水恒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沉默地凝视着。他的背影在灯光下拉得很长,却透着一股山岳般的沉稳。我知道,他肩上的担子比谁都重。那个只有他能“看见”的系统,是我们最大的依仗,但积分并非无穷无尽,兑换物资也需遵循某种我们尚不完全理解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强调,系统是助力,绝不能让我们产生依赖,根子还是要扎在这片土地上,靠我们自己站起来。
良久,他转过身,眼中跳动着一种我熟悉的光芒,那是每次面临绝境,他总能找到破局之路时的神采。“参谋长,敌人这是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发展壮大’的机会啊!”
我一怔。“机会?”
“对!”他走回桌边,手指有力地敲击着桌面,“他们以为封锁就能压垮我们?正好!这逼着我们必须彻底丢掉等、靠、要的幻想,逼着我们把自己这摊家务,真正搞起来!粮食不够?山里有的是荒地!布匹没有?我们自己种棉花、纺线织布!食盐紧缺?我记得根据地边缘有几个小盐池,以前没重视,现在必须搞起来!没有铁,我们就回收一切废旧铁器,想办法建自己的小高炉!没有药,我们就发动群众,上山采集中草药!”
他越说越激动,语速快而清晰:“敌人想用经济战困死我们,那我们就打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这不只是解决生存问题,更是要夯实我们根据地的根基!根基稳了,任凭他风吹浪打,我们都能岿然不动!这,就是为我们下一步的‘大生产运动’,扫清思想障碍,奠定物质基础的最好契机!”
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战略意图。化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这不仅是应对封锁的战术,更是关乎独立团乃至整个根据地能否长久生存、发展的战略!我猛地一拍大腿:“说得对!老傅!我们不能只盯着敌人封锁带来的困难,更要看到这背后逼迫我们自力更生的巨大动力!这步棋,我们必须要走,而且要走在敌人前面,走得漂漂亮亮!”
接下来的几个昼夜,团部灯火几乎未曾熄灭。我和傅水恒,加上政委傅必元,我们三人构成了独立团的领导核心。傅必元同志性格沉稳,善于做思想工作和群众动员,与傅水恒的果敢决断、我的周密筹划相得益彰。我们三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被战士们戏称为“铁三角”。此刻,这“铁三角”正高速运转,应对这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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