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头行动。周科长负责外围调查，他派人去林翰的老家，核实他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尽管这在那个战乱年代困难重重）；他找来了所有与林翰共事过、接受过他培训的干部战士谈话，试图从他们的回忆中挖掘出任何可能的“反常言行”。
而我，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林翰的多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上。
这些谈话，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煎熬。我们隔着一张桌子对坐，桌上放着记录本和两杯早已凉透的白开水。我问他答，气氛沉闷而压抑。
我让他详细复述提出攻打油料库建议的全过程。他从如何通过零星情报分析日军运输车队活动规律，如何结合当地猎户提供的山区小路信息，如何从一张缴获的模糊不清的日军旧地图上，发现油料库侧面悬崖的巡逻间隙可能比正面开阔地要长……他的叙述逻辑清晰，环环相扣，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当我追问，为何他能如此“幸运”地恰好抓住那个因日军一个小队临时换防而产生的、极其短暂的防卫空窗期时，他沉默了。
“直觉，参谋长。”他抬起头，目光坦诚地看着我，却又似乎穿透了我，看向某个未知的远方，“还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那里有机可乘，而且必须尽快动手，否则机会就消失了。”
“直觉？预感？”周科长在一旁冷冷地插话，“林翰同志，革命工作讲究的是实事求是，不能靠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你的直觉和预感，未免太准了一些。”
林翰的嘴唇抿得更紧了，他没有看周科长，只是看着我，眼神深处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像是挣扎，又像是无奈。“参谋长，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但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有时间去做万全的验证，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如果……如果因此给组织带来了麻烦，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他再次将一切归结于无法验证的“直觉”和“个人判断”，甚至流露出愿意“承担责任”的姿态。这非但没有消除疑虑，反而让周科长更加确信其中有鬼。而我，看着他眼中那抹复杂的情绪，心中的天平却在微微摇晃。那不像是在撒谎，更像是一种……有苦难言。
关于他那些超越时代的知识，我换了一种方式询问：“林翰，你提出的很多战术思想，比如你强调的小部队特种作战，比如你对未来战场形态的一些……描述，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在抗大或者任何国内军校能学到的。你能告诉我，你的这些想法，最初来源于哪里吗？是看过什么特殊的书籍？还是接触过什么特别的人？”
这是核心问题。林翰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微微攥紧的双手，沉默了很长时间。指挥部里只剩下我们三人的呼吸声，以及窗外永不停歇的风声。
“参谋长，”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有些知识……我无法解释它的具体来源。它就像……就像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的一样。但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些知识，我只用于打鬼子，用于壮大我们的队伍，用于让我们的人民军队变得更强大。我对党、对人民、对我们的事业，绝无二心！”
“突然出现在脑子里？”周科长嗤笑一声，语气中充满了不信任，“林翰同志，你这个说法，恐怕连三岁孩子都骗不了。”
林翰不再辩解，只是重复道：“我说的是事实。”
谈话陷入了僵局。周科长认为林翰态度顽固，是在用荒谬的借口对抗审查，建议加大审查力度。而我，却从林翰那近乎固执的坦诚和眼底深处无法掩饰的某种痛苦中，感觉到事情或许并非表面那么简单。他似乎在守护着一个巨大的、无法言说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与他拥有的知识，与他那种奇的“直觉”，密切相关。
（危机与转机）
审查进行到第五天，一个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打破了僵持的局面。
师部通讯班送来一份加急电报：日军一支精锐的挺进队，化装成我山区游击队，利用恶劣天气作掩护，绕过了我外围警戒线，其目标直指我团部所在地！预计最迟明晚拂晓前可能抵达。与此同时，我们设置在西南方向山谷里的一个秘密伤员转运站，恰好有一批重伤员在此隐蔽休整，由于天气原因尚未及时转移。如果日军挺进队按照目前轨迹前进，极有可能发现并袭击这个几乎不设防的转运站！
情况万分危急！团部立刻进入临战状态。师长命令各部按预定方案进入防御位置，并紧急商讨应对之策。派大部队前去阻击或转移伤员，时间上来不及，而且容易暴露团部主力的具体位置。派小股部队前去引导或掩护，又面临兵力单薄、且难以在复杂地形和恶劣天气中有效迟滞敌军的问题。
指挥部里气氛紧张，电台滴答声、参谋人员急促的脚步声、各级指挥员的请示报告声交织在一起。师长和政委眉头紧锁，盯着地图，快速评估着各种方案的利弊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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