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根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拿起放在沙盘边缘的一支红蓝铅笔，走到那幅巨大的北平城区详图前。他的目光锐利如鹰，扫过地图上纵横交错的街道、标明的宫殿、庙宇、学校、医院……他的笔尖最终落在永定门，然后沿着城墙根，缓缓划过，一直到东交民巷区域，画下了一个清晰的红圈。
就在他落笔的那一刻，脑海中却不合时宜地闪过一个画面——那是去年年底，他奉命带队秘密护送几位清华大学的知名教授穿越火线，撤离危险区域。在告别时，一位白发苍苍，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老教授，紧紧握着他的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恳切与忧惧，声音颤抖着说：“陈长官，北平……北平不能打啊！紫禁城的金砖下面，埋着咱们华夏五千年的根呐！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毁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位老教授的话语，此刻如同洪钟大吕，在他耳边嗡嗡作响。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铅笔，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傅水恒猛地一拍桌子，沙盘上的小旗子都跟着跳了一下，他嗓门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直率：“他娘的，这仗要是在城里打起来，别说炮弹不长眼，就是重机枪一扫，那些雕梁画栋、琉璃瓦顶，也得碎成渣！光是故宫那九千多间屋舍，打坏一间，我们都是历史的罪人！这仗，在北平城里，打不得！绝对打不得！”
他的话，掷地有声，道出了在场三位指挥员，乃至千千万万即将进入这座城市的革命战士内心最朴素的共识。
傅必元深吸一口气，走到两人中间，沉声道：“所以，上级把配合主力，确保和平交接，防止任何意外发生的任务交给我们独立师，这是对我们莫大的信任，也是极其艰巨的责任。我们必须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故。”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直到深夜，指挥部的灯光彻夜未熄。煤油灯跳动的火苗，将三人时而站立、时而俯身、时而激烈争论的身影，放大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与地图上那些曲折的线条和沙盘上林立的标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决定古城命运的紧张图景。
他们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如果顽固派部队强行突围，阻击点设在哪里最能减少对城区的破坏？如果敌军内部发生火拼，如何快速隔离、平息？如果散兵游勇趁机劫掠，如何最快速度维持治安，保护重要目标？每一个方案，都细致到连、排一级的部署；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无数生命和无法估量的文化财富的安全。
陈世根凭借其对北平城内地形和敌军内部情况的深入了解，提出了许多关键性的建议。他甚至在标注防御要点时，特意在地图上的故宫、天坛、颐和园、北大红楼、清华园、北平图书馆等重要文化教育设施旁边，用红笔重重画上了保护性的圆圈，并在一旁注明了“严禁炮击”、“重点看护”等字样。
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细雪。洁白的雪花无声地落下，渐渐覆盖了贝满女中校舍那中式屋顶上沉默的吻兽，仿佛要为这座饱经忧患的城市披上一件暂时纯净的纱衣。指挥部内的争论声、电报机的哒哒声、铅笔在地图上划过的沙沙声，与窗外这片静谧的雪世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照。
时间在紧张的筹备中悄然流逝，来到了关键性的1月21日。拂晓时分，天色未明，整个北平还笼罩在一片寒冷的沉寂之中。陈世根接到一项绝密任务——亲自带领师部最精锐的警卫连，秘密护送我方几名高级代表，前往西郊的八里庄，与傅作义方面的代表进行又一次至关重要的面对面磋商，敲定和平交接的最后程序。
吉普车和跟随的卡车组成的车队，关闭车灯，在朦胧的晨曦中悄无声息地行驶在空旷的街道上。途经西直门时，陈世根注意到，城楼上的守军似乎正在忙碌着什么。他示意车队放缓速度，仔细观察。只见一些士兵正在军官的指挥下，拆卸架设在垛口上的重机枪和迫击炮等重武器。虽然动作显得有些迟缓拖沓，士兵们的脸上也大多带着迷茫和疲惫，但这无疑是一个极其积极的信号！
就在车队即将驶过城门洞时，陈世根的目光被城墙根下一个小小的身影吸引。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国民党娃娃兵，身上穿着极不合身的、脏破的棉军服，蜷缩在背风的垛口下面，双手捧着一个冻得硬邦邦的窝窝头，正费力地啃咬着，脸颊冻得通红，鼻涕都快流到嘴边了。
看到这个场景，陈世根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他立刻示意司机停车。他推开车门，跳下吉普，大步走到那个娃娃兵面前。那娃娃兵显然被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看到一位穿着呢子军装（陈世根为执行此次任务，特意换上了相对整齐的校官呢子军服），明显是高级军官的人站在面前，更是惊慌失措，手里的窝窝头差点掉在地上，结结巴巴地想站起来敬礼，却因为寒冷和紧张，动作显得笨拙而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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